唐旭宸的到来，或多或少让萧云鹏有点惊讶，因为他并不知道唐旭宸回到了国内。

    当时，萧云鹏正在与机要秘书李莉莉商讨新闻发布会的事情。关键不是说什么，而是与谁一起说。

    对这次外事活动，萧云鹏的感受很复杂。

    虽然来到北京的不是与薛震远一起开创中日关系新纪元的木下寺，而是当年的外相，与他一同创立公义党的山口野司，代表中国的是萧云鹏，而不是薛震远，但是如同二战时期的杜鲁门，被记住的不是在协议上签字的人，而是最初的发起者，是三年前在东京与木下寺并肩而立的薛震远。

    这份协议，其实是薛震远与木下寺的政治遗产。

    三年前的那场恐怖袭击结束后，木下寺正式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随后成立了看守政府。大选开始前，他与山口野司脱离自民党，组建“公平与正义党”，即俗称的“公义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这个新生党派在半数以上的选区获胜，占据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获得单独组阁权。

    木下寺没有出任首相，而是在大选获胜后急流勇退，把首相宝座让给了山口野司。

    接下来的两年里，日本在世界各国的协助下，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中国给予的援助最多，附加条件最少，即最为慷慨。

    半年前，日本举行中期大选。

    因为重建速度比预期快得多，大部分日本国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经济也开始复苏，所以公义党毫无悬念的取胜，不但保住了单独组阁权，还扩大了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获得了绝对多数议席。

    直到这个时候，山口野司才抛出重磅炸弹，宣布将与中国签署《反恐安全合作协议》。

    因为公义党拥有绝对多数议席，所以在山口野司签字之后，这份足以改变日本未来的协议被国会否决的可能性极小。

    此后，山口野司就定下了访华日程。

    其实，早在三年前，也就是薛震远与木下寺的时代，两人就做过这方面的探讨，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中国随后为日本重建提供大力援助也与这份密而不宣的协议有关，不然薛震远的援日决定也很难获得支持。

    做为最初的参与者，萧云鹏非常清楚这份协议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为此，木下寺在政治生涯登上巅峰的时候急流勇退。为此，薛震远顶住了国内的压力，坚定不移的为日本重建提供支持。别的不说，在过去三年里，中国为日本提供的各种无偿援助的总价值超过了十万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出了七千元。

    萧云鹏很佩服薛震远的远见，更钦佩薛震远的广博胸怀。

    薛震远完全可以在卸任前与山口野司签署这份协议，至少可以提前公布，但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萧云鹏，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为萧云鹏树立威信，而他则心甘情愿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只是，萧云鹏同样清楚，即便在协议上签字的是他，人们记住的也是薛震远。

    几百年后，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只会看到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东京与木下寺谈判，用惊人的智慧与魄力化解了战争危机的薛震远，而不是在三年之后，坐到桌子旁往文件上签字的萧云鹏。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显得非常渺小。

    讨论已经持续了好一阵，萧云鹏有点不大耐烦。

    虽然李莉莉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甚至罗列出了一串记者最有可能提到的问题，还考虑好了该如何回答，但是越是注重细节的人，越难以看得长远，眼界也非常狭窄。

    这就是李莉莉的问题，即她太强调个人，却忽视了大局。

    元首府的主人，绝对不是以个人身份去跟日本首相签署关系两国未来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