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奇书”。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云：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郑振铎说：

    “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认为《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

    李进19岁入党，28岁入党，这一差别常常令人误解，因为在他们倾心建立起之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并且李进的党员身份也曾因一度脱党而并非连续的。

    作为一个四处云游的青年，他曾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职业，诸如制皂工人c教师c律师和商人。

    也只是在他的后几十年的生命中，他才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做一个革命领导人上来。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进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职业上几乎达十年之久，当她23岁遇到后，她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于她的专业与党的工作二者上。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反差正好体现了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辩证法，即农村与城市的对立统一。

    直到1949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从未曾连续地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过。

    而李进从15岁起，就居住在优美的省会济南，然后是现代港口城市青岛和上海，并且偶尔还到北京去旅游。

    其实她的整个成年生活的上海，则是她的文化品味上的试金石。

    毛在上海的经历则比较动荡不定和琐屑：

    1921年他出席了成立的秘密大会。

    1922年冬天又很快地返回，第二年成为党的组织部的负责人，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于国民党。

    他也曾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洗衣店的送衣工——这在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是人所皆知的卑下的工作。

    他的都市生活经历的贫乏同时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

    他没有一篇文章是论述上海的政治史或它的先进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

    故此，王明曾讥讽他：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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