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分五裂，法统不存，政分南北。国之大厦将倾，民之人欲无存。当此之时，列强环绕，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顿，经济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来，国家由武人c官僚的割据垄断，各省人民，因受武人c官僚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以奉人自治始，发展到现在成为东北自治政府联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是非功过，已有公论。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即已指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c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为今之计，当重开南北议和之会，废督裁兵，还政于民，广修水利，扶助农工，普及义务教育，整顿财政，军队统一于国家。众志成诚，共御外辱，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海关自主，行三民主义，建设统一c强大之新中国。”

    张汉卿洋洋洒洒，欲以联省自治组成统一之中国，即为联邦制之滥扬。这是为了迎合诸路军阀：民国时期，势力弱的军阀为保存实力，即号称“保境安民”，势力大的军阀如皖系，即叫嚣着“武力统一”。而今奉系一派独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为名，则均可保留实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c两广c云贵c湖南c江苏c浙江c安徽c新疆c福建c山西均纷纷通电赞成。处在直系压力下的山东c河南亦极力支持。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的广东督军新秀陈炯明先行通电表明态度，赞赏联省自治，让由上海南下广州，力主“北伐”的孙中山无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吴佩孚：联省自治，财政归于省，则省防军省管，中央财政仅支持所编制军队。以河南c河北两省地方财政无力且想来也不愿供应直系6个师4个混成旅的庞大编制，则直系陷入两难境地。将军队交于中央，则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坛的资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对各省自治，则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呼声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只有奉系从中得利：张作霖以东三省强大的工农矿业资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联省自治后其实已将军c政c财权牢牢握在手中，形成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经过3年的建设，东北的奉天c长春c哈尔滨等大城市规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c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惊喜交加。他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c中国银行c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由汉阳c武昌和汉口构成的武汉三镇在九江上面c重庆下游，离上海约六百英里。这个港口城市是长江沿岸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长江中c下游的划分线。英国c日本和法国在这里都有租界，城里还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商业机构和教会机构。如果说奉系以工业实力在民国初中国大放异彩c上海以“万国租界”及先天的港口优势促成贸易繁荣的话，武汉则以九省通衢，为京汉c粤汉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腹心地带的交通优势独领风骚。

    鄂省自治后，以夏寿康为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为，息兵养民，逐渐恢复本省经济。然而汉口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事件将这一计划打乱了。湖北本为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稳，中原腹地不宁。张汉卿接连发表宣言，以恢复银行信心。俟奉系注资中央并稳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