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登基称帝“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

    在各地争先恐后表态后，12月10日，参政院公布由各代表投票决定的国体为主张君主立宪，全数共1993票全票通过。

    有了“民意”基础，袁世凯得意忘形，申令：“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数表决，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望另行推戴”。在确定无人被“推戴”后，他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取义为“弘扬宪法”。总统府改为新华宫，接受皇帝的称号。

    不是所有的人都发了昏。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8226；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段祺瑞却坚决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原价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坚决，但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在开始时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老袁赶忙答应，同意段祺瑞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后来，段祺瑞曾两次要求晋见袁，皆被袁世凯拒绝，直至最后被袁夺回兵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可以说，这个登基仪式，就是一场古今中外的服装大联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