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生产队的消息，是从外地到我们这里来买驴的人嘴中传出来的，从一九七八年就传了，他们说：“他们那里生产队散了，地都分了，有的家分了驴，有的家没分着驴。”种地的人没有毛驴哪儿成啊，没有驴的主儿就想买头驴，可这驴到哪儿去买呢？散了生产队的“地儿”都一样缺驴，只有到没散生产队的“地儿”去买驴，哪儿没散生产队呢？只有北京市了。

    虽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这个口号早就妇孺皆知了，但是直到一九八零年，挨着现代化边的，也就是每个生产队多了台手扶拖拉机，虽然如此，北京市似乎比外地还是先进了一个世纪，北京市生产队的毛驴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多闲置不用了，闲置不用的毛驴圈在一个大圈里，驴们也是饱暖生闲事，“草驴”下“草驴”三年五头驴，驴越来越多，可是个头儿越来越小，原因为何，因为驴儿子配了驴妈，驴妈下了驴闺女，这个驴爸爸又给驴闺女配，周而复始，近亲交配，后代是越来越退化，我真为它们担心，长此以往，到最后生出来的驴还不像耗子一般大了。

    可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没必要“杞人忧天”，从一九七八年后，到我们这买驴的人前脚刚走，那后脚跟着又来了，由于我们这里耕种土地或者是用手扶拖拉机或者是用拉大车的骡马，运输也是用它们，毛驴用得很少，而驴多了又缺少驴圈，早讨厌毛驴了，看到有买驴的来了就高高兴兴的把它们仨饽饽俩枣儿打发了。先来的人，挑个头大的，挑牙口好的，后来的人挑赖一点的，再后来的人，挑再赖一点的，到了最后，剩下的那个刚下了驴儿子的那个弱不禁风的驴妈......

    我们这儿的人都不信生产队会散、集体经济会解体，因为这里必竟是天子脚下，“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思想清除的彻底！”，有的干部在会上表态：“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个阵地千秋万代不动摇！”

    到了一九八一年，全国的形势和十年前已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批判包产到户而变成颂扬包产到户了，有的地方早已分田单干了，坚持集体经济的已不是先进而变成了后进，领导们再也扛不住了，人家单干！咱不单干！偿试一下联产承包吧。

    大块地分成了一条一条的，地归个人种，收也归个人收，可是收获的粮食，还要收到生产队的场院里，按照收获粮食的多少给报酬，按照每人的定量分给粮食。

    联产承包实行了两年，到一九八二年，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指导下的联产承包也跟不上形势了，最先进的是解散生产队，分田单干，原来那最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也坚持不住了，到了一九八二年底，在中国实行了二十六年（从一九五六年初级社至一九八二年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队”解散了，地分了，牲畜分了，手扶拖拉机分了，家具分了。

    队里的大块头的东西，拖来机、大车、大骡子、大马都被原来开拖拉机的司机，赶大车的把式弄走了，驴圈里圈的毛驴早卖的快光了。队长带着社员到生产队的库房分家具。散生产队后我不想再搞农业，生产队的破烂家具我一件也瞅不上，而别人拿了东西也没给钱只是记了账。那天我和媳妇和我的二小子一块儿在生产队的库房里分东西，我们的二小子一九八零年生人，他刚刚两岁，他看着别人没给钱就往家拿东西眼热着急，他跟他妈妈吵闹，也要妈妈往家拿东西，不拿东西孩子不依不饶。妈妈拧不过孩子，和我商量要点儿什么东西？我看到库房有个手推车的车轱辘，我说要这个吧，回去做个手推车，我们家的胡同子深，推点儿土推点儿粪是用得着的。于是就要了个手推车车轱辘，为了应付孩子又要了库房外边两骨截子弯了瘸棒的木头，我说：“这两根木头有用，回去搭个棚子是用得着的。”这才把孩子糊弄过去了。

    我回想起了过去，我们这里是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