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原来是三合房，三间北屋，三间东屋，三间西屋。我们一直住在北屋，一九六二年初春的那场大火，把三间西层烧了，还剩下六间房，后来婶子住进了我们北屋里头屋，而我们一家五口就睡了北屋外头屋一个炕上。

    一九六四年婶子死了，一九六七年姐姐结婚走了，我和哥哥和我的两个母亲还是住在北屋睡在外头屋的一个炕上。

    一九七零年哥哥结婚了，住在北屋里头屋。

    一九七五年我结婚了。我是在东屋结的婚。一九七六年还有了孩子，此时哥哥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蜜蜂多了要分窝，鸟孵大了要各奔前程，人多了要分家，哥们日子过到这个份了就要考虑分家的事了，其实我和哥哥早已分家另过了，就是财产还没有真正分开，现在说要分家，就是分父亲给遗留下的财产，而父亲遗留下的财产也就是那六间房和房子里的破桌子烂板凳。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请来了生产队长和会计写“字据”，又请来了营城子的“大舅”作“中证人”，财产分好了两份，一份儿是东屋，一份儿是北屋，然后写在纸条上，揉成团，我和哥哥两个抓了阄。

    哥哥抓到了东屋，我抓到了北屋，我从东屋搬到了北屋，哥哥从北屋搬到了东屋。

    老话说：“有钱不盖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住东屋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冬天，西北风拽在窗户纸上，拽得窗户纸呱呱哒哒山响，针尖儿的窟窿斗大的风，风吹在皮肉上，像针扎一样，夜里睡觉必须把头蒙上，不然，风吹在脑门子上，把脑门子吹得冰凉，睡着了也会再把你冻醒了。

    夏天，西斜的太阳撒在窗户纸上，晒上六、七个小时，会把东屋晒成个小蒸笼。

    事先约定好了，是抓阄，又有中证人，而且中证人是自己的亲哥哥，虽然二妈很娇情，还是无奈的搬进了东屋。

    哥哥的大孩子是一九七二年出生的，二孩子是一九七四年出生的，三孩子是一九七九年出生的，自一九七八年分家后，二妈，就在这三间东屋里，一边伺候哥哥、嫂子（哥哥、嫂子出工到地里干活他在家里必须把饭给做好）一边还得伺候这三个孩子。

    二妈是一九一五年生人，到了一九七五年她已经整整六十岁了（按农村的岁数是六十一了）可是她还要肩负这么大的劳动强度。

    而她的双腿，在日本占领中国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匪砸明火国民党兵抓共产党进了我们家，她为了逃脱性命，从一丈多高的坎子上跳下去，曾两次摔断了双腿，老了，什么病都找上来了，二妈每走一步都咬着牙。

    二妈虽然在这个家里遭受了不少磨难，但是她那阵儿还年轻，虽然这个家里有过那么多孩子，但是孩子不是自己生的，她没有剜心带肉，精心把意的伺候过。二妈年轻时，二妈什么活儿都可以推脱，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饭不做，有人会去做，水不驮，有人会去驮，面不磨，有人会去磨，而现在哪，她一切都无法推脱了。

    哥哥分给了二妈，二妈把自己的亲外甥女从妹妹手里要过来给儿子当媳妇，外甥女生了孩子一声一声叫着自己奶奶。

    现在，二妈已是三个大人三个孩子六口之家，儿子、儿媳妇干活儿回来了，饭没做得，大人吃不上饭她着急，孩子吃不上饭，她着急……

    二妈的急大了，二妈没生过孩子，她没伺候过孩子，她不懂得伺候孩子的深浅，在穿衣服上，吃喝上，总是冷一勺子，热一笊篱，弄得三个孩子不是拉稀跑肚，就是伤风感冒。

    三个孩子弄得二妈很疲惫，三个孩子，甭管大小，她哪个也抱不动了，孩子说要尿尿，她没有精力去找尿盆，逮着饭碗就是饭碗，逮着水瓢就是水瓢，顺手拿来就去接尿，而且接完了尿就到水缸舀水喝，她说：“这是童子便，是药引子，不是自己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