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舅妈生了小子全家皆大欢喜，特别是姥姥更是欢喜，她终于在有生之年（1971年）看到了孙子。

    她看着新出生的孙子，又看着自己双脚残疾的儿子，她疼自己的孙子，也疼自己双脚残疾的儿子，这年她已经八十三岁了，她还能为儿子干点什么呢？她别的干不了了，她只能背上篓子，拿上扒子，上村边子的地界子搂点柴末、草核儿、树叶子，烧火、做饭、熰炕，自己多干点儿，那个双脚残疾的儿子就会少干点儿。

    姥姥能帮助舅舅的也只能是这些，当然姥姥帮助舅舅的是怀水车薪。

    舅舅家一直很困难，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孩子多劳动力少，劳动力少挣的工分少，分的粮食少，年年总是弄得青黄不接，一天一天盼着秋天，秋天还没到，就到“自留地”掰那些还是一掐一股浆儿的棒子，棒子抠下来，放在碾子上去碾，碾砣子碾出了棒子粒里的浆水，碾砣子弄湿了，压扁的棒粒子挤出了里边的浆水，只剩了两层皮，粘在碾砣子上，用铲锅的铁铲子把这些压扁了的两层皮，从碾盘和碾砣子上铲下来，杵进锅里，再搁一点水，去熬粥，熬出的东西那哪里是粥啊，水是水，棒皮子是棒皮子，可那总是庄稼里地长出的粮食做的，囫囵吞下去，也能充饥。

    舅舅拖着两只残疾的脚去队里干活要吃这个，妹妹们下地里干活也要吃这个，舅妈，奶着刚出生的孩子还要吃这个，姥姥已经过了八十三岁了，她再也不能为这个家庭做出什么贡献了，她吃掉的，就是为这个家庭损耗掉的，她还能要求这个家庭给她吃什么呢？姥姥明白这个理，姥姥更明白另一个理，既使她跟这个家庭要什么，这个家庭也给不了她什么？

    姥姥疼她刚刚出生的孙子，也疼她的外孙外孙女们，不管在何种困苦的情况下，在她的柜子里总要存有三五斤白面，那几斤白面是为她的外孙、外孙女们来看望她时吃的。

    五岁时去姥姥家的印像浅淡了，但一九六三年去姥姥家的印像很深，那年我十六（虚岁），姥姥看外孙子来了，风风火火的从柜子里舀出一碗面，和好，放在搁在水缸上的大案板上，哐当哐当的擀了起来，不大功夫，一碗热腾腾的热汤面就给我端了上来。

    再去姥姥家是七年以后的一九七零年，急风暴雨似的文化大革命刚刚降了一点温，妈妈又惦记起了姥姥，妈妈让我春节去看姥姥，我到了姥姥家，姥姥已经七年没看到这个外孙了，自然高兴，她又忙碌了起来，她这年已经八十二岁了，她再也没有能力站在水缸旁，用那大擀面杖哐当哐当擀那白面苫子了，她把案板放在地上，跪在案板旁，双手握住擀面杖，擀一下，欠一下屁股，擀一下，欠一下屁股，她是用她上半身整个身体的重量把白面团子擀成了白面苫子的。

    从一九七零年，我二十三岁之前，虽然只是去了三次姥姥家，但是却深深体会到了姥姥对外孙的珍爱。我还记得一九五二年我五岁（虚岁）去姥姥家的一件事，我感冒了，混身发烧，我和妈妈躺在热炕头的被窝里，姥姥在地下急赤白脸的忙活着，给我烧了一碗“姜糖水”我趴在背窝里趁热喝了，盖上大被卧焐出了一身通汗，第儿天就好了。

    我来一次姥姥家，姥姥就会跟以前不一样一次，一次比一次老了，一九七零年这次，我觉得姥姥更老了，她已经八十二岁了，她还能活几年呢？

    姥姥老了，我们长大了，应该在她有生之年尽一份孝心。

    一九七二年，哥哥已经结婚了，我和哥哥已经分家另过，二妈和哥哥嫂子过，我和妈妈一块过。那年我和妈妈挣了五仟多工分，每十工分合四角五分钱，我和妈妈到年终刨去分的粮食和杂物分了四十多块钱。

    妈妈拿出九块钱让我去看姥姥，这九块钱用三块钱二斤粮票装了一个点心盒子，再留下两块钱做来回车费，只剩下四块钱，二十五岁的大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