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通！我知道你能说，你死汉子能说翻了身，你今儿个就把你刚才说的事情给我向大家说清楚了!如果这儿就是我一个人，你说我给你造谣，刚才你说的可这么多人都听着哪？这么多人都可以给你做证，你连病人得的什么病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给人瞧病啊！”

    陈永通本来也是个人物，如果不是人物，怎么能当保长啊？刚才还夸夸其谈说得风雨不透，他本觉得自己是满盘子满理，病自己确实是给人家瞧好啦，人家确实是自愿给了一斗二升小米，自己说出的这个名字又是那么不假思索和洽如其份，自己本是理直气壮的事。可被老先生刚才这一句话给弄懵了。骤然间，他就像一盆本来燃烧的火，劈头盖脑浇上了一盆水，又像是扎了钉子的车轱辘，立刻蔫了。

    坑是自己挖的，舌头是自己吐出来，自己怎么能从这个坑里跳出来，自己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舌头从人家嘴里拽出来，虽然过去自己当保长时有左右逢源的本事，虽然自己在“铡美案”的戏里当包老爷时，有驳倒陈士美、公主和国太的能耐，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他现在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伪保长陈永通哑口无言了好一阵子，治保主任又开了腔：“他不说，大家帮助帮助他!”

    四类分子们一个接一个发言了“永通啊，你就说说吧，这点事儿说完了也就完了。”“事情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说，别掖着、也别藏着。”……

    实际上，他真没掖着，也真没藏着，人家真是给了他一斗二升小米，他也真把那个病给治好了，唯一他做错了的，就是那脱口而出的“阴护”，实际他说的“阴护”和四类分子副组长说的“**”本有一字之差，可是这时，誰给你追究那一字之差哪？再说，他也没有资格和四类分子副组长掰扯那一字之差，再说，这个名字本也不是那个师父交给他的。他本不知道那“**”究竟是何物，他只是隐隐约约的听人说过，他只知道这个是很洋的名字，用这个很洋的名儿，又那么不假思索的说出，足可以说明，他对这个病的了如指掌，他医道精熟了。可他不曾想过，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医道更高明的洋大夫，“**”或瞒过所有的土老耄，可瞒不过那个医道高明的洋大夫。

    当过洋大夫的副组长，更正了伪保长的说话中的错误，他也在催促着伪保长“永通，说说吧，说说吧，说完了，事儿就完了。”

    我当时虽也在场，但并没有催促他，我知道他没法儿说。

    伪保长一言不发，一直沉默到十二点，谁“帮助”他，他也没有再发言。

    治保主任也困了，他声色剧烈地对伪保长和全体人员道：“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陈永通，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明天说，明天可别像今天这样挤牙膏，事儿是你干的，话是你说的，躲得了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吗！”

    散会了，虽然已快一点了，但是我躺在炕上瞪着那黑乎乎的：“不能说他心眼儿小，人要死时，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

    也是在那一年，在临近的一个村子，那是个“坏分子”，他是个真正的“坏分子”一九四八年他十七岁，青春萌动，在庄稼地里碰到了一个干活儿的姑娘，他把姑娘强奸了，然后又杀人灭口了，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和同村的乡亲虽义愤填胸，却无人给处理，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四清工作队进村，接了这个案子，四清工作队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个坏分子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四清工作队把他送进了公安局，因为他作案时还不满十八岁，又因为他是解放前做的案，没过多长时间，公安局把他放了出来，可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把他定成了坏分子，生产队哪儿活儿累，让他去干哪儿的活儿，生产队收了工，可他晚上还要去参加义务劳动，家里粮食断顿儿了，四个孩子像四个小鸟一样向他抻着脖子，他望着自己那四个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