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们不肯就此罢休，“为了扩大战果，为了使全村“狠扫一切牛鬼蛇神，狠抓阶级斗争。”走在全公社的前列，“造反派”又吸纳了一个新人，这个人“才思敏捷”有着与众不同的头脑。他的登场，把南桃花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又推向了一个新的**。

    妈是这么一个反动透顶的妈，儿子岂能是好东西，“造反派”又对我们哥俩进行轮翻审讯，我们俩都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个给生产队当会计，一个给生产队喂猪，在念书时，我哥哥一直是三好学生，而我又是共青团员。

    被新吸纳进来的这位造反派成员，看对我们无嘴可下，他抛出了阴险一招，对我哥哥说：“你们家的书，我可以看看吗？”

    我哥哥本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想，“我这里又没有什么旧书，你们随便看吧，你们看了，就知道我们哥俩是什么样的人了。”

    可是事情哪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呢？

    我不爱看小说，我认为小说，不过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看了它又怎么样，不看它又怎么样，它给自己带不来什么，带来的只是消磨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时间。

    我的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北京市委主管农业的某个部门主办的一个月刊，名字叫“农业科技”，还有托那个念师范的同学从城里买的“细胞遗传学”，还有“米丘林遗传学”，还有一本是托我们生产队那个在农科院上班的同志借来的一本“猪的饲养”……

    我哥哥原本的理想是当作家，他有许多历史书籍和文学理论书籍，那时在北京市有个函授学校，吴晗是名誉校长，他有许多这个学校的教材。

    这些书籍能有什么呢？

    可是你本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可是人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我从猪场喂猪回来，看到两个人，用抬粪的荆条筐，从我们家屋里抬出尖尖的一筐书，由于书在筐上码得太尖了，筐上的书屡道走屡道丢失着，散落了一院子。

    越刮越大的风，把散落在院子里的厚大的，骤然打开，又骤然合拢上了，那薄小的书一忽儿被刮到东墙根，一忽儿又被卷到了西墙根，忽然间不知从哪本书里掀出了一张纸，嘀溜溜一下子被刮向了半空……

    屋子里更是一片狼籍……

    书没了可以再去买，因为这些书都是最近几年出版的，我最担心的是我从大田里挑选回来的那株麦子。

    那株麦子，被我裹了好几层报纸，挂在了里屋墙上的衣帽架上。

    那个衣帽架是我父亲留下的，看着很讲究，起着棱线的木底托，木底托上有着高矮不同的十个铜钩子，可以挂衣服也可以挂帽子，因为庄稼人，再无有什么可讲究的衣服和帽子可挂，衣服架子，早已闲置不用，而长了铜锈。

    这地方是个好处所，上不着天儿，下不着地，耗子骚扰不到这里，因此，我就把那株从大田里挑选回来的麦子捆好，包上了几层报纸横放在那几个铜钩子上了。

    我急匆匆的迈进外屋往里屋拐，还没进里屋门，从门口已经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情景。

    包麦穗子的报纸被撕扯开了，麦穗子变了模样，东一枝，西一枝，散落在地上，包着麦粒子的颖壳已经瘪了。

    我想起了刚才抬走一筐书的那俩个人，和我进屋时碰见的那个迈着四方步，嘎嘎叫着的那个心满意足的大芦花鸡。

    抬书的两个人，看到衣帽钩子上，有个横躺着的精心包好的报纸包儿，以为是发现了主人家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兴致勃勃的把报纸包儿打开，可却是几枝什么也不是的麦穗子，失望地把麦穗子扔在了地上，而那饥肠辘辘的大芦花鸡看到主家四门大开，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它不失时机的溜进了主家的屋里，尽情的享用了主家费尽千辛万苦寻觅来的麦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