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与

    军队尚能安然相处，对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亦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有个别的军官加

    人了复兴社；未发现对蒋介石有若何反对的表示。所有各军师长都得到了蒋介石的

    召见，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临行时还送旅费，多至数万元，少亦数千元；因而感到

    蒋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好的对待，而引以为慰。如冯占海、刘多筌、何柱国等，得到

    了蒋的召见后，无不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

    对CC派系和其他方面运用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权利冲突，从来处于敌对的

    状态。当时guó mín dǎng北平市党部为CC的情报机关和特务机关，党部委员如詹朝阳等是

    CC的中坚分子。CC为了加强fǎn gòng和对敌对派系的活动，特派其高级干部张厉生常住

    北平，指挥一切。闻刘健群任处长时期，彼此常有权利的冲突，互向蒋介石上情报、

    “说坏话，蒋置之不理。我继任政训处处长时，以CC与复兴社同属蒋fǎn gòng的主要工

    具，在fǎn gòng的共同道路中，不应有什么权利冲突，为共产党造机会。我之作此主张，

    不单是为了fǎn gòng，而是我与CC的关系与其他复兴社分子不同。CC头子陈果夫于1929

    年任guó mín dǎng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同张厉生等任组织部秘书，彼此相处甚好。在黄

    埔学生中，我之得以首先充当guó mín dǎng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完全由于陈果夫、

    陈立夫和张厉生等的支持。后来，我被任guó mín dǎng四川特派员，亦是由陈果夫提请指

    派的。因此我不仅与CC无权利的冲突，相反地它还是我争权夺利的支持者，这就决

    定我在北平时期要与CC和睦相处的原因。除关照复兴社人员要与CC团结一致反对共

    产党外，我常与张厉生接触，谈在fǎn gòng道路中，如不能做到协同一致，也要做到互

    不相妨。此外还随时出席市党部纪念周，讲如何团结一致，在唯一的领袖领导之下，

    以与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反抗日本，以救亡图存云云。我去南阳

    访问庞炳勋时，特邀詹朝阳同行，以表示我对CC的中坚分子，如同复兴社人员一样。

    这样，我在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此外所谓其他方面，如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北平市长袁良、

    警察局长余晋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学良部下）等，则不是复兴社所能随意左右

    的。而且余晋和对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权力太大，把警察职责内的事都一手包揽，颇

    有怨言。邵文凯本有指挥宪兵团之权，但宪兵团竟为所yù为，几不知有宪兵司令其

    人；这使邵文凯牢骚满腹，常怨恨地说：“让蒋孝先来当司令好了。”同时，戴笠

    特派廖华平（中共叛徒）任宪兵司令部秘书，从事特务活动，更使邵文凯感到不安。

    我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复兴社的活动有所妨碍，特分别应付和运用如下：（一）对黄

    郭：由于蒋介石的关照，特对他表示尊重，常向他请教。他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

    要我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逞一时的意气，以

    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云云。

    （二）对袁良：袁良是一个对中共有严重血腥罪行的人。他于1929年间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