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大年除夕老天从来没有给过人好脸,总是阴沉沉的,黏稠的年味里掺合着伤感。伯父脖子上驾着我,去给鸿儒爷拜年。
鸿儒爷家的大门前是三个台阶。台阶用条石铺成,两头威严的狮子守护在大门两边,两扇厚重的大门漆落彩剥,隐喻着衰败,门楼上长满苔藓的琉璃瓦兽脊向人们展示着这家主人昔日的荣耀。
伯父上了台阶,放下我,去叩鸿儒爷家的门环。好半天,门开了一条缝,露出鸿儒爷半张略带惊恐的脸。
鸿儒爷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放我们进屋。伯父用肩膀一扛,门开大了,我从鸿儒爷的胳肢底下穿过去,腾腾腾地跑进了鸿儒爷的堂屋。
堂屋内一桌一椅,桌子上正摊开一本发黄的线装书。炕上一条被子叠放整齐,铺着狗皮褥子。屋子里显得空旷而清冷。伯父扶鸿儒爷坐到椅子上,然后拉着我,给鸿儒爷磕头。
鸿儒爷诚惶诚恐,山羊胡子不住地抖。
伯父说:他跟父亲逃荒到凤栖时,正是鸿儒爷收留了他们,使得他们才有了落脚之地。所以每年的除夕,伯父总要给鸿儒爷拜年。伯父说,他嫌大年初一鸿儒爷家的人太多,所以选在除夕这天。
我没有见过鸿儒爷家门庭若市的场面。听父亲说过,鸿儒爷家常年四季两盘石磨磨面,雇用八九个长工,西安市有鸿儒爷家的商铺,南来北往的客人不断。可是在我的记忆里,鸿儒爷和几个地主一起,穿一件褴褛的长袍,戴着高帽子,手提一只破铜锣,被农会的人押着,游街。那时,我的确没有对阶级敌人疾恶如仇的感觉,只是觉得,好玩。我们一群孩子跑着撵着,看那几个恶霸地主的即兴表演,比看戏还过瘾。
有一次农会开批判斗争大会,斗争恶霸地主李鸿儒,农会主任指明让伯父发言。伯父在旧社会给鸿儒爷家熬活(熬长工),应当说苦大仇深,指定伯父批判李鸿儒顺理成章。
伯父上台后干咳一声,然后开始发言:咱吃了几十年五谷了,不敢昧良心说话,鸿儒叔对我弟兄俩不错。我跟我弟逃荒来到凤栖,假如不是鸿儒叔收留我俩,我们就活不到今天……
台下一片寂静,紧接着哄堂大笑。不知道谁从后边踢了伯父一脚,伯父被撵下台,几十年抬不起头。有一次伯父自我揶揄:国民党时咱是黑板煞(方言,相当于吃不开),共产党来了咱是茄子色,咱这号人脖子上的板筋太硬,不会遛尻子,到那里都吃不香。
让我们还是回到除夕这天。我跟伯父给鸿儒爷磕完头,鸿儒爷开口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过年你们再不要来了,让外人看见对你们影响不好。伯父嗓门特高地嚷道:各人的头在各人的肩膀上长着,别人想说什么咱管不着,我想干啥别人也管不了!过年给您老不磕这个头,侄子这一年都心不平顺!
鸿儒爷嘴哆嗦着,眼眶里有泪花在滚。满屋子乱转,好像想找什么。伯父疑惑了,问:叔,您找什么?
鸿儒爷把长袍撕开一条口子,取出一枚银元,拉过我的小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伯父有些不乐,埋怨道:叔,您这是干啥哩吗?鸿儒爷一声长叹:没有别的意思,叫娃拿着,做个念想。伯父不再说话。停一会儿鸿儒爷的小儿子青泉进来了,跟伯父互道问候,我们稍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那枚银元父亲给上边打了一个小孔,妈妈用红毛线把银元穿起来,绾了一个中国结,给我戴在脖子上,伴随着我度过童年。
听父亲说,鸿儒爷四个儿子,老大老二在台湾,老三青海在政府里边做事,听说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家里只有老四青泉一个儿子守在鸿儒爷身边。因为家里出了个革命干部,所以土改时虽然定了个地主成份,鸿儒爷家的老宅院还是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没有分给贫下中农。
我五岁那年,有一天青泉叔来我家,对父亲说,鸿儒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