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业，故三年耕则余一年之食，九年耕则余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则余九年之食，是以岁或不登，民无饥色，以储蓄有素故也。朕屡敕有司劝课农桑，而储蓄之丰未见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饥困。故尝令河南等处郡县，各置仓庾，于丰岁给价籴谷，就择其地民人年高而笃实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赈给，庶使民得足食，野无饿夫。其有未备之处，宜皆举行。”

    他先是“令天下立预备仓，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后来又感到常平仓平抑粮价的作用不可低估，遂下诏：“今后宜令各府州县设常平仓。每遇秋成，官出钱钞收籴入仓。如遇歉岁，平价出粜。盖米价不踊则物价自平，如此则官不失得，民受其惠矣。”

    其后历朝皇帝也多有强调，“令各处府按官督该司处置预备仓，以积粮多少为考绩殿最”。

    正德朝之前，弘治皇帝在位时，年景也算不错，风调雨顺，各地官仓大多粮食储备甚多，可惜到了弘治末期c正德初期，各地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官仓之中的储量大多以次充好，岁入粮食大多被陈粮替换，到了大旱之时，很多官仓所放之粮大多是霉变不可食之粮，其中以山东等地为最，以致民怨沸腾。

    原本储粮c放粮这样一个惠民c救民之政，成了只进不出，成了各级贪官上下其手的手段，若是平常年景也就罢了，在这样大旱之年，更是让百姓的境况雪上加霜，再加上年前席卷山东各地的马瘟，逼反了大量马户，才终于酿成了杨虎揭竿而起的局面。

    而随着杨虎等叛军攻城略地，各地的备仓之粮，又成了资敌之物，各地官府连仅有的存粮也失去，更加重了灾民之困，恶性循环之下，山东局势这才一发而不可收拾。

    老头儿虽然不知道山东之外的情况，想来也是大同小异。

    而在大明朝，除了官方赈济之外，其实另外一项最重要的赈济途径是宗族赈济。

    大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恢复和重建元朝被破坏的封建宗法关系，从上到下，大力提倡建祠修谱c创立族田义庄，其所得租米，分与全体宗族成员，“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对于所有宗族成员都给予定量的粮食布匹，对婚嫁丧葬等给予补助，表现出普遍福利的性质，又对宗族子弟的读书就学以及参加科举进行物质激励。

    正因为如此，普通生活在族群之中的百姓，生活不只能基本维持，而是得到较大改善，普通族人自不待言，“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不过这样的义庄大多出现于江南等富庶之地，而到了北方，这样的宗族赈济体系的力量自然远远不如，还无法起到能够与战乱c天灾对抗的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刘六c刘七所在的小山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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