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好新时代。

    就拿劳动阵线津津乐道的改善居住条件来说，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19281930年，建成的房屋平均数为313000幢，而从1933年到1939年，在希特勒当政的这7年里头，有6年的建成房屋数低于这个平均值1933年建成房屋17800幢，1934年284000幢，1935年241000幢，1936年310000幢，1938年285000幢，1939年206000幢，1937年虽然达到过320000幢，也是所超不多。这也就是说，希特勒上台后，就改善居住条件而言，其实在总体上，做的还不如19281930年这三年中的几任总理。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1916年1939年在任）曾说过，“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政府广施恩泽，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保护自由”。可是1933年之后的德国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市场经济、教育普及等等这些被许多人视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因素，并没有让德国人表现出更珍惜自由的价值。和18世纪末美国独立时还是农业社会不同，在纳粹德国，若将超过2000人的地区之居民视为城市人口，1933年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7.2%，到了1939年，城市人口增至484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9%，而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30.1%；英国历史学家艾lún布洛克就说，德国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深受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吸收，纳粹当局也强调，“保持中产阶级兴旺发达乃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在二战前是纳粹特色的市场经济，“如果只考察以公司形式出现的国营企业（邮局与铁路部门除外），并把它们的资金同私营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的总资金加以比较，人们会看到，1932年国营企业的资金仅相当于该总资金的7.3%，1939年12月底则为8.7%。”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扎根。

    对于许多人来说，既然失业者有了工作，挨饿者有了饭吃，那么，纳粹搞一党专政，不再有独立工会，不再有劳资集体谈判，不再允许罢工，不再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再允许司法独立，不再行地方自治，不再有自由选举……且昨天是犹太人被猎捕，今天是共产党人受监禁，明天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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