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等于把支配金钱的权力和修建工程一齐jiāo给了承修人。”

    植木枝盛的眼光敏锐而又老辣。对他这种一针见血的民权思想家，明治政府哪能坐视不管。有段时间，常有密探跟在他屁股后面。在1878年10月的一则日记里，他记下了自己被跟踪的情形：有两个密探，“不管远近，也不问白天黑夜，不论去洗澡或理发”，始终紧紧地跟踪着他。

    俗话说的好，一好掩百丑。对于一般人而言，得了实惠，容易丢了脑子。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植木枝盛那样敏锐、清醒。眼前的“进步”，就足以使他们心满意足。

    1875年6月，福泽谕吉发表《国权可分说》。同月，政府颁布了诽谤律、新闻纸条例等压制言论的法令。“新闻条例”规定，对“政事、法律之类记载，不得妄加批评”；“政府官员、衙门公务或有关外jiāo事类，虽细琐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载”。政府同时公布的《诽谤律》新设了“皇族不敬罪”和“官吏侮辱罪”。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闻界，因为触犯法律而遭到处罚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其中受到惩罚的，就有福泽谕吉的朋友。1875年12月，他在《邮政报知新闻》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罚款200元，监禁1个月；1876年2月，《朝野新闻》的末广铁肠和成岛柳北再次被捕。

    因为刊登批评新闻纸条例的文章，《朝野新闻》的主编末广铁肠被监禁二个月，罚款20元。就在末广和成岛被判的次日，福泽谕吉开始动笔写《学者安心论》。他在指出“学者名人被捕入狱决非美谈”的同时，也呼吁学者应该结束跟政府的对立，支持自上而下的改进政策。可是，当他把这篇文章呈送当局，要求出版，却未能获得批准。

    1876年11月，福泽谕吉的《分权论》脱稿；1877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跟西乡并无一面之jiāo的福泽谕吉，为了“保存日本国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气质不致断绝”，写下了《丁丑公论》。可是，因为“无奈害怕触犯条例”，《分权论》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战争结束后才付梓发行，而《丁丑公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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