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并不苛刻”。

    日本当局在怎么勒索大清帝国的问题上，也是意见不一。海军部要求割让台湾岛，陆军部主张一定要把辽东半岛弄到手，而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则希望攫取十亿两赔款……尽管在如何宰割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朝野众说纷纭，但是就像陆奥宗光说的那样，“对于中国的割让唯yù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yù其多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

    对于媾和的条件，也不是没有日本人意识到，过于苛刻并非上策。曾当过第一任农务大臣的谷干城子爵，在给总理伊藤博文的长信里断言，要求割地“将会影响中日两国将来的邦jiāo”。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普鲁士不就没有让奥地利割地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像这种见解，也只是私下里谈谈而已，谷干城并不敢拂逆舆论公开发表。“爱国热情”势不可挡的威力，第一次在日本显露无遗。即使谷干城的主张值得采取，可在当时的情势下，谁敢跟国民高涨的“爱国热情”过不去呢？

    在多数日本人的眼里，大清帝国就如日本砧板上的一只肥羊，想怎样宰割就怎样宰割。他们渴望满足自己的贪yù时，鄙视其他国家在远东问题上的诉求，而赋予自己的贪yù以天经地义的神圣色彩。不过这一次，在当时那种众声嚣嚣的氛围里，明治当局好歹还能自我克制，在日中两国之间的单挑独斗可能演变成一场列国群殴之前收场。

    按照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对此，俄、德、法三国表示异议。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并且这个程咬金一点也不客气。德国公使古奇米特非常直白地警告日本：“如以三国为敌，决无取胜的希望，故以接受劝告为上策。”

    到口的肥ròu，要乖乖地吐出来吗？

    可是要断然拒绝三国的劝告，首先就得有赌国运与三国jiāo战的决心。日本赌得起吗？

    当时，俄国五万陆军在海参崴待命，停泊在中日两国海面的俄国军舰29艘，共计7.3万吨。俄国代理海军大臣奇哈切夫声称：“俄国的东方舰队是强大的，士气是高昂的。无须进行大规模作战，便可切断日本的海上联系。”这不是虚张声势。日本军舰吨位在1893年只有6万多吨。一旦丧失了制海权，远在大陆的军队，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

    对局势的严重xìng，伊藤博文心如明镜。当时，日本差不多把军队都开到金州半岛地区去了，原本也没有准备要和第三国进行一场决战。这时即便把陆军调回日本应付三国干预，也需要时间。况且舰队不是远在澎湖，就是在金州半岛附近，并且已经跟中国打了一年仗，耗费不菲，还能扛得住三国的打击吗？弄不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但从中国那里到手的肥ròu不得不扔掉，而且自己还会挨宰。那怎么办呢？伊藤博文在4月24日御前会议上出的点子是“不战”。

    要想“不战”，就得接受三国开出的条件。1895年5月5日，日本政府不情不愿地堆着笑脸宣布：“基于俄德法三国政府的友谊忠告，约定放弃永远占领辽东半岛。”这事对沉醉在胜利之中的日本国民来说，犹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冰水。一时间，舆论哗然。在5月15日，三宅雪岭（18601945）发表短评《卧薪尝胆》。过了十多天，他又发表文章指责归还辽东半岛“既有损面子，又丧失一半胜利成果”，并且质问“百战百胜反而招致了外来的侮辱，其责任到底在哪里”？

    “力量不足，即使如何正义公道也分文不值”。这是三宅雪岭得出的教训。因为三国还辽事件，日本人对“实力”更加痴迷。一时间，“卧薪尝胆”成了日本国民的座右铭。也许，日本外jiāo家林董在1895年夏的一段话，最能够体现那个时代日本人的心态：“历史的往例教导我们，列强联合强迫日本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