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喜欢要大学生吗？说不定就看上杨锐的诺贝尔奖的名头了。”

    “是呀，人家都知道看上诺奖名头呢，你知道诺贝尔奖到了国外有多大的能量？咱们能不能做成技改，能改成什么样子，最后说不好，就是杨锐帮不帮忙的事。”

    张厂长说的很实在，让反对派的董厂长也无话可说。

    董厂长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反对技改，工作不可能不升级的，但是，传统上的国企，是要将每年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的，而当工厂需要更新生产线或者设备的时候，再打申请向轻工局或机械局等主管单位申请，批下来了，也不是工厂就能拿到钱，还是有专门的装备科乃至于部委的装备处来负责。

    若是像华北药业这样，需要动用外汇的，牵扯到的单位就更多了，外汇局的额度得要下来，外贸部和外交部说不定也要插一脚，对于没有外贸资格的企业来说，他们是无法控制自己最终得到的是什么设备的。

    简而言之，一支外贸团派出去，买回来什么，厂子就用什么。

    在华约还兴盛的时候，这样的业务还简单一些，苏联老大哥的装备傻是傻了一点，毕竟是皮实耐用，型号什么的也简单，价格也是固定的，加上打了多年的交道，有时候还能买回指定的设备。

    就是苏联货不喜欢，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东德这样的华约国家，也能提供不错的设备。

    然而，87年的世界，早就不是中国的国企人熟悉的世界了。

    尤其是张厂长董厂长这一批老国企人，他们熟悉的苏式装备早就被淘汰多年了，技术改造的方向，早就朝向了东洋和西洋，但是，相比华约国家的交易，与日美欧的国家交易，就复杂的多了。

    仅仅价格的变化，就不止有讨价还价的环节，有些时候，贸易代表团为了谈判的顺利，还会牺牲一部分利益，换取另一部分利益。

    比如说，为了顺利卖出国内的某些商品和原材料，国内的外贸团就愿意在装备采购方面略略松口，坏心思的想，相比前任给国家赚到了更多外汇是政绩，买新设备花多少钱是没数的。

    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谈下来某些国家重点装备，外贸团还会牺牲非重点装备，有意让外方赚一点，其实就是挪东墙补西墙，补贴了预算卡的比较紧的重要装备。名义上，以较低的价格谈了下来，为国家节省了xx外汇，实际上，就是非重点装备的采购企业吃了亏。

    就宏观上来看，甭管是外贸团、外汇还是国企，都是国家的，外贸团有灵活组织资源的资格和必要，但是，从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角度来看，你牺牲我来成全别人，你问过我们全厂老少爷们没有？

    华北药业的技改装备要是跟着杨锐的团走，资源分配只是最基础的，事实上，整个华北药业的未来，都是与接下来采购的装备挂钩的。

    无论是张厂长这样主张全面换新的改革派，还是董厂长这种土洋结合的保守派，何去何从，都要看最后买回来的设备是什么样的。

    同样关心此事的还有胡秘书。

    他翻着杨锐递给自己的计划书，心里的震惊都快要压不住了。

    从根子上说，胡秘书其实并没有将产业资讯委员会放在心上，只是乔公吩咐了下来，他就给安排了，殷勤大部分是给予诺奖得主的，而不是杨锐本人的。

    胡秘书揣摩上意，觉得给杨锐的安排，更多的也是尝试。

    不是对制药或者化工企业的尝试，而是对国企的尝试。

    这其实就是80年代后期的主旋律。

    国企将死——这种意识，在86年以前，也就是七五计划施行之前，还不是太明显，但是，进入86年以后，就越来越明显了。

    改革开放之初，国企的状况其实是蛮不错的，许多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