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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有转机有经停,相当不变。

    不过,整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不觉得辛苦,事实上,比起国内的交通条件来说,任何国家的飞机场都称得上方便了。

    一些经常出差的中方代表团成员,还会绘声绘色的讲述自己出差的趣事,以做对比。例如脏兮兮的农村架子车,厕所里塞满了人的绿皮硬座车,中途抛锚乃至于被抢劫的大巴车……

    就算是杨锐,听到这样的故事,也会觉得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途轻松了。

    事实上,在飞行的很长一段时间,杨锐都对头等舱的卫生间,充满了yy。

    可惜他并没有实践经验,景老师更是没有丝毫要配合的意思。

    与之相反,景语兰更加惊讶于杨锐的想象力。

    但是,不管如何从精神上变轻松,当飞机降落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大家依旧累的瘫软。

    杨锐很是庆幸的在景语兰耳边道:“还好通知了捷利康,国际航班比国内航班霸道多了。”

    “霸道?”景语兰不理解的道:“他们的服务不好吗?”

    “挺好,我的意思是,国际航班比国内航班更累。”杨锐不知道怎么解释,摆摆手,道:“就像是坐三个小时硬座和坐三十个小时的硬座的区别。”

    “就为了不坐三十个小时的硬座,你差点被代表团赶出去呢。”景语兰对此后怕不已,同时又有些不安的道:“就我们俩坐了头等舱,其他人会不会生气啊。”

    “怎么可能生气。”杨锐在组团之初,就对人员进行过了筛选,并且进行过谈话。

    除了几名外交部最后安插进来的成员之外,能够进团的代表,都明确的知道,他们能来是因为杨锐的缘故。

    当然,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杨锐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也分得清轻重。

    80年代的中国人,才不在乎头等舱或者豪华酒店呢,他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出国,是不是有人包吃住。至于追求好的条件,那已经是21世纪以后的事了。

    “大家向我聚拢。”秦修成神情紧张的举着小旗子,并用中文喊道:“基本事项,我之前已经都说过了,我现在再强调三点。第一,不允许独自行动,哪怕是去上厕所,也必须和同组成员商量以后,两个人以上共同行动。第二,请大家看好自己一个小组的成员,如果有人擅离,是一个小组都要受处分的。第三,大家要保管好随身物品,尤其是护照,丢失护照是很麻烦的,比丢钱还要麻烦。现在大家跟我读几个简单的瑞典语……”

    五十几名中国人,穿着出国前集体做出来的西装,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到达大厅,一起用笨拙的舌头说“你好”,“对不起”,“……在哪里”,“多少钱”……,现代化的机场带给杨锐的抽离感,瞬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果然还是习惯的味道啊。”杨锐有点想笑,又有点开心,预想中的尴尬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的。

    又何必尴尬呢。

    这不过是中国在快速的变化中,所经历的一段有趣的时光罢了。

    就像是少年成长之际,突然面临的变声期。

    是有点奇怪,有时候还会令人想笑,但是,并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竭尽所能的融入世界,竭尽所能的讨好别人,竭尽所能的适应他人,这其实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秉性。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很固执的国家,也是一个很固执的民族。

    越是有历史的国度,越是如此。

    在中国几千年的对外交往中,适应他人,讨好别人,融入世界,从来都不在考虑当中。

    无论是班固、苏武、还是郑和,都不会适应他人,讨好别人,或者融入世界。

    而在杨锐看来,中国人继续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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