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中国大学里，教授们也容不下自己的学生质疑。但最起码，表达了质疑的学生至多遭受自己的教授的打压，不至于被全社会打压，这个区别还是极大的。

    甚至连东大的教授本人，也不能罔顾社会准则，跑来和杨锐这个北大学生搞什么合作。东大校方知道以后，肯定会疯掉的。

    敢于突破规则的日本人是日剧主角，但日剧配角才是日本人的日常。

    刘院长没想到杨锐的自主意识这么强，急得团团转，又劝道：“其实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咱们在北京，他们在东京，咱们隔空交流，没有谁主谁次的说法吧。”

    “出现分歧听谁的，决定谁主谁次。”杨锐看向刘院长：“能保证听我的吗？”

    “咱们搞科研的，得听正确的不是？”

    “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搞科研，知道了又何须科研。没有做出答案以前，谁知道谁是正确的，尤其是大方向的问题，听谁的？”杨锐一点都不想让。

    刘院长没话说了，又不甘心，想来想去，道：“那我先联络，具体联络成什么样子，咱们再说，好不好？”

    “我没意见。”杨锐笑了笑，没有硬顶。

    刘院长又是振奋又是担心的去了。

    联络东大的加藤教授是很容易的事，电话打通，对一下暗号就成功了。

    然而，就如何合作的问题上，双方确实是没办法谈。

    尤其是刘院长，他北大生物学院的副院长身份，在国内是很拿得出手，面对外国友人就不够数了。

    加藤教授也不怎么愿意和刘院长浪费时间，只是请他联络杨锐以后，就结束了通话。

    刘院长又只好通过外联部侧面了解加藤教授的情况。

    耽搁了两天的时间，刘院长期期艾艾的找回到实验室来，对杨锐道：“看来是我着急了。”

    杨锐笑呵呵的给他泡茶，道：“跑了一路，休息一下。”

    “你是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着什么急啊，您谈好了，我就照做，您谈不好，我就省心，都不吃亏。”

    “哎，你不想想，你要是和东大的教授谈成了项目，这不就等于你自己身上带着项目？到时候，国家级基金都随便你申请，咱们校内的独立实验室，也不是板上钉钉了？”

    “我以为咱们校内的独立实验室本来就是板上钉钉了。”杨锐笑的像是冬眠的黑熊似的。

    刘院长苦笑连连：“我说的是你领导的独立实验室，你要让学校批准这个要求，不带个项目能行？”

    “还有这个条件，你们当时也不说。”杨锐装作完全不懂的样子，又道：“项目不是说说话就能谈成的，我和这个加藤教授都没有接触，怎么谈得了项目。”

    “你们俩还是一个说法。这样子，你和东大的加藤教授联络一下子，看看情况吧。”

    “这个加藤教授，是个什么人？”

    “他是东大毕业的，50年代末的东大毕业生，当年也是非常厉害了。现在主攻细胞膜方面的技术，获得教授的职称3年时间……对了，他是日本的左派人士，与中国有过多次的学术交流，是反对安保，以及支持日本政府向中国赔偿和道歉的民主人士，外事部门对他的评价也比较好，所以，你和他的交流呢，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危险。”

    刘院长特意说了政治倾向，不是闲的无聊，而是现在的国内学术界，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

    与政治安全的对象谈合作，来自外界的阻力就会少一些，而与政治危险的对象谈合作，阻力会像是万吨海水一般压过来。

    杨锐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想想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干脆现场草拟一封信，写了几个关于细胞膜的问题，寄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