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是在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记的规定出台之前。这一次或许还是那条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个盲女人佩戴着黄色的臂章，上面有3个巨大的圆点，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盲女人的时候，看到她戴着黄色星形标记，而且这一次她没有牵着那条狗，显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来回挥舞着她的手杖，试图探测行走的方向。她看起来不得不过到马路的另一边，我于是走过去协助她并且问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记得她的回答，因为她用德语回答说“被征用了”。她解释说，她非常依赖那条忠诚的狗，但是军队征用了狗做军事用途。在战争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导盲犬的协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于盲人协会，再找一条导盲犬，上年纪的导盲犬不适合再在军队服役。

    她流泪了，问道：“我现在能过马路了吗？”于是，我搀扶着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马路的对面。这时，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陌生男孩骑车经过，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车，冲过来照着我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他咆哮着喊道：“不许帮助犹太猪！”我为了自卫而反击。这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小圈人，那个盲女人机警地离开了，骑自行车的男孩衬衫上沾满了我的鲜血，他也骑车离开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尽管我当时带着青年团少年班专用的登山刀，但是这场打斗是拳脚jiāo加，我根本没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还是惟一一个受伤的人。

    我丝毫没有察觉到纳粹集权统治对待敌对者和被压迫群体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怀疑。我们的老师甚至提都不提集中营，更不用说介绍集中营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是我的母亲解释说，普通罪犯关押在监狱中，危险的罪犯会关押在国家监禁所，而敌人才被关在集中营。母亲认为，集中营就像一个劳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说法。当时，集中营的拘禁被称作“保护xìng看管”。我记得，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描述成反动的敌人和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他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我以为，只要他们转变思想，接受了国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重获自由。

    当然，战争并非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更多的时候在创作，特别是写剧本和诗歌。我对语言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母亲还记得，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喜欢拿一本厚厚的书做道具，把书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假装发表一篇演说。我会大声地念念有词，有时反复地重复一些词句，好像在模仿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一样。我经常大喊的口号包括“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跟随我吧！跟随我吧！”或者“胜利！胜利！”不过，我没有一个听众，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着树林在喊。

    我回忆起1933年5月10日，纳粹党在这一天举行了公开焚书的活动，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巨著都化为了灰烬。我从那以后再也读不到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我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御用文人吹捧纳粹统治的文字，这些人为 “回归土地”运动欢呼。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读到了《西线无战事》，那些在德国遭到禁印的书籍又恢复了出版。《西线无战事》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客观描述这场战争而不是讴歌吹捧的书籍。当时，和平主义者的小说被认为不适合德国青少年阅读，这包括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阿诺德茨威格、利昂费奇瓦格纳和海因里希海因等人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有的这些书都在1933年被送进了焚化炉。

    我开始学着写诗歌和一些短剧，对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我长时间地阅读文学作品，常常在深夜打着手电筒躲在床上看书，因为每晚10点以后，我的房间必须熄灯。我还记得，有时候看书看到凌晨2点，然后在6点钟起床。

    战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