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元明两朝，西夏文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三个世纪，才正式宣告逐渐失去传承基础。

    这一点很有可能跟西夏文与汉字有一定共同点有着相当的关系。

    西夏文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

    西夏文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

    西夏灭亡后，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西夏文字创制后即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甚广。西夏国灭亡后，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

    到了蒙古国灭亡西夏之后，西夏文则是另称为河西字，且其文化并未完全消失，元代人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明初时期亦曾刻印西夏文之经卷，到了明朝中叶，还有人以西夏文刻于经幢。近代既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西夏文本的地藏经残本，此时距创造文字之时已历时约500多年。

    ……

    而在出现西夏文之前，党项族的文化底蕴虽然不算一片空白，但是却相当肤浅。

    在党项族在内徙以前仍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赋税，也没有文字。

    内徙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在西夏立国前形成了稳固的政权。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与文化，加速了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社会发展快速，对外交往频繁，很需要有可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这是创制西夏文的社会原因。

    西夏统治者想要与宋、辽平起平坐，在各国之间表奏往来时若无自己的文字，显得低人一等。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政治和民族心理的需要。没有文字不仅不便于人们之间的交际，也妨碍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创制西夏文的文化原因。

    西夏王朝提倡佛教，包括西夏皇族在内的党项人虔诚信佛。用党项人能听懂、看懂的西夏文翻译佛经是信仰、推行佛教所必需，这是创制西夏文的宗教原因。总之，西夏文随着党项民族的快速发展而诞生。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文化也相应地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

    在生产力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党项文化有了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西夏建国前夕，为了进一步突出党项族民族文化的特质，元昊下令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

    关于西夏文的创制时间，汉文史书多有记载。

    然而由于几种主要文献所记相互抵牾，在创造时间和创制人的问题上又产生了一桩“公案”。汉文史籍记载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一类认为是西夏第一代皇帝之父李德明时期。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当时所谓的“蕃书”，即后世所说的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西夏文的出现，可以说为西夏国在某个意义上形成自己的国家文化底蕴有着很深刻的关系，而在某个意义上，这也算是一种像是辽国的“一朝两制”形成的一种变形。

    只不过西夏的汉化程度不会因为西夏文化的出现而大幅度削减，而是相反的是，西夏即使是出现了西夏文，其汉化影响依旧是逐渐深入到西夏国的很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