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笃信佛法，再三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书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

    宇邕，字祢罗突，是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

    其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护，又名萨保，是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护辅佐少主，宇护表面许诺。第二年，他立宇觉为帝，建北周。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护掌握。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策”。灭佛事实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