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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的后勤模式,虽然在俄国人面前遭受到相当惨重的损失,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那就是拿破仑的后勤模式,影响非常深远。

    甚至是在一战以及二战,都能够在一些国家的军事作战行动的后勤指标当中,看到相当的影响。

    其中,远的不说,美军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南北战争”期间,就认为拿破仑的后勤方式有着一定的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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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陆军的埃本?斯威夫特少校曾说过,某一个团的三十五名军官中,半数以上在美国内战的头几个月内,便被任命为前线部队的将军,其中还有四人不久被提升为军长。他在谈到这个团时说:

    “这是一个出色的团,其军官是精心配备的。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经验是了不起的,因为它曾经在全国广大范围内追击印第安人,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他在谈到这些被提升为将军的有经验的军官时说:

    “一旦到了要应用他们从前学到的知识去解决比他们上前线或者侦察印第安人更大的问题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缺乏经验,缺乏训练,没有先例可循。他们组织和指挥的部队能够真正出色地战斗,是在一年半之后,而财力、爱国主义精神和能力等等因素,自然也都起了作用。”

    问题是我们的作战部队不是针对战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虽然南方长时期以来就已战云密布,但那些负责使作战机构跟上政治形势发展的政府官员们,甚至对形势的粗略分析也不曾作过,或者用现在通行的术语来说,他们压根儿就不曾作过“情况判断。”首先,他们没有认真估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其次,他们也没有考虑:战争一旦发生时可能面对的任务,完成任务所能利用的人力和物力,以及使用这些资源去达到战争目的的种种具体问题。

    懒散消极的作风几乎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内战头两年,叛乱的明显得逞就是证明。那时,欧洲军界的权威评论家们把我们的军队说成是“乌合之众”,把布尔仑和夏洛的两次战斗说成是“充满了错误的喜剧”。

    如果联邦军当初合理地搞好了后勤工作,叛乱就只会象一场骚动那样,能很快地被镇压下去。看来这是军事当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巨额费用和重大困难,这就是忽视后勤工作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能防范于未然,预先把后勤工作搞好,则后来的开支就会微不足道。

    由于战争科学是对各种事项作出系统的安排,而战争艺术则是按照求实的原则用兵;因而,不言而喻的是:要使作战部队做好准备,能够适应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要求,实际工作的头一步应当是汇总和安排有关的重大事项。

    联邦军本可从研究拿破仑1811-1812年征俄之战中汲取教训,从而能在186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一个良好的战争组织。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它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才获得了同样的教训,而且到1864年才加以应用。

    谢尔曼将军深知后勤工作的重要。从他在攻占亚特兰大前后发布的许多命令来看,他所设想的后勤,是某种有助于而又不同于战略和战术的东西。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经过精心筹划而在战区建立了铁路管理机构,并把主动权交给了铁路督察——一位上校兼副官。

    在这个机构内,下属各单位职责分明,既有严格的分工,又有良好的协作。铁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畅通。游击队和南部同盟的袭击队破坏铁路的活动经常得手。1864年10月,胡德将军成功地把他的全部军队投入铁路线上,除了杀害和抓走许多铁路职工之外,还彻底破坏了长达三十五英里半的路基和四百五十五英尺的桥梁。铁路管理机构工作得很主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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