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

    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

    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灭大顺潼关之战的胜利，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

    至顺治二年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抗争。

    ……

    但是也是由于多尔衮的一些政策，最终导致了相对而言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迅速沦落成“八旗子弟”。

    而其中在某个意义上与明朝卫所制度相对有着共同之处的，则是著名的多尔衮“圈地”。

    八旗圈地，一般是指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多尔衮三次下令圈地。

    清初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附近，为安置满族诸王、勋臣，解决八旗官兵生计，顺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土地，史称圈地令。

    顺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顺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

    三次共圈占土地约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亩，“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

    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八旗圈地称旗地，不准私自买卖，“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卖价及私售于民，”违者按律治罪。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冀东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

    圈地后，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部份地主或农民投充到八旗庄园，或流亡他乡，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现。

    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所闻。清初战事频繁，所受地亩并未能悉心耕种，“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康熙五年，鳌拜以镶黄旗地少贫瘠为由，提出要与正白旗换地。康熙八年五月智捕鳌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圈地正式告终。

    清代进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开始私自典卖旗地。售地之举，雍正初年已有耳闻，至光绪三十一年载：“无粮黑地，各处尤多。即以直隶近畿八十余州县而论，八旗王公官员兵丁各项旗地，原额十五万余顷，除已归八项旗租三万九千余顷、又王公庄田一万余顷、未尽迷失外，此外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月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农手上，江太新认为：“旗地私有化，为自耕农队伍稳定输送了新鲜血液。”

    ……

    而很多时候，中国历史的格局不过是一次次的“轮回”，圈地运动在很大一方面是继续沿用“寓军于民”这个观点，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