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尖锐。到武帝晚年，"郡国盗贼群起"，③农民纷纷起义。"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④

    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便由盛而衰，最后终于灭亡。光武虽号中兴，但这个东汉王朝却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火山上的，只有光武、明帝和章帝三代，社会稍为安定。

    从和帝开始，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并在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地方官吏则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个社会一直动dàng不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后，一部分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被迫起为"盗贼"，甚至出现"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相视分裂"⑤等目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加以当时自然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造chéng rén民深重苦难的现实世界，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摆脱秦王朝的奴役之后，又受到新建的汉王朝日益沉重的压榨而痛苦不堪。但他们当时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十分贫乏，人民群众既无法避免、也无法理解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不平与人世苦难的根源，他们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往往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伸张正义，并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护上。这是产生宗教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扬君权神授，借以消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民抗争的风暴，同时也希望宗教成为他们统治的后盾，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福寿康宁。在上列两种条件下，宗教的产生，就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第二，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也直接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治国安民。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虽然使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也未能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以致到汉武帝时，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胜数"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鉴于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⑥的经验，企图借助鬼神的威力，加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以使黎民百姓成为规规矩矩的顺民。

    《淮南子》明确主张"因鬼神为祥，而为之立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⑦

    汉武帝更是身体力行，他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相"，⑧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祠神求仙活动。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皇权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应运而生。他援引yīn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⑨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⑩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