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集中第二、第六、第九、第十二纵队，乘我军尚立足未稳之际强攻塘沽，自十六日开始，匪军以火海(集中所有大小火pào及轻重机qiāng，以抵接shè击实施猛打)掩护其人海，前仆後继行波浪式猛冲，我守军後方依托海洋，无後顾之忧，军心稳定，士气激昂，在我舰pào及空军支援下，亦以火海对匪之人海，并配合短捷之逆袭，摧毁匪人海之进犯；连续激战至二十七日，匪军最後以孤注一掷之势发动总攻，复为我三军之统合战力予以摧毁，匪军不仅伤亡惨重，且其大部人马及火pào均陷入塘沽周边之沼泽泥泞，故至三十日起，匪军中止对塘沽攻击，以第九纵队及军区部队独立第七师等对塘沽继续围困及监视，星夜将第二、第六、第十二纵队及pào兵纵队等转移至天津方面，转攻天津。

    天津失守，傅作义於北平正与共匪局部和谈，且其降匪已成定局，塘沽已失去战略价值，故当天津连络中断，乘围攻天津之匪军尚未及转移兵力之前，於十六日在海军第一舰队支援及掩护下，主动由海上撤退，撤退时除部份掩护部队与匪军胶著无法脱离外，另第三十四号铁驳所载之部队遭匪截击，及jiāo警部队失去连络约二千余人，其余计三万六千余人及械弹物资，以及华北部份机关人员等，先抢运至长山列岛，再转运至上海，於十九日全部抢运完毕。

    日落北平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被围，华北剿匪总部由新市区迁入城里中南海，分驻於居仁堂、怀仁堂、勤政殿、瀛台，在共匪政治攻势下，诡诈善变之傅作义，其第二「腹案」与匪局部和谈似乎已成竹在胸(第一「腹案」为灵活机动，依城决战)，当晚即召集其心腹王明德等密商，十六日晨密派王明德等秘密出城与匪试探和谈，但遭共匪高干程子华所拒；共匪围城最狠dú手段之一，乃首截断北平市区内之水源及电源，无电入夜後尚可熬渡黑暗生活，无水则市区内十八万大军及二百万市民无法生存，十七日傅再密派其亲信与共匪接洽和谈，结果共匪允予暂行供应部份水电，该十七日傍晚，邓宝珊突由榆林来至北平，通过匪军封锁线，自北平之德胜门入城，此对当时之傅作义来说，可谓是正踏破铁鞋无处寻。

    邓宝珊与傅作义同在西北军中成长，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冯玉祥国民军时代，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北伐时冯玉祥之国民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邓任第五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西安事变时於陕西任新一军军长，其与杨虎城私jiāo甚笃，暗中参与张杨事变，因此得有与当时陕北毛、周、朱、彭等匪酋秘密接触之机会；抗战时奉命驻守榆林总司令，指挥高桂滋、高双成两个军，但在邓之内心中视为有职无权，属於失意之官僚政客；抗战时期共匪伪装服从中央，虽别有yīn谋，但对邓宝珊独另眼相看，邓於榆林在「天高皇帝远]之情势下，乃经常成为朱毛之坐上客，朱毛亦以上宾之礼待之。抗战胜利後邓仍继任总司令坐镇榆林，归华北行辕李宗仁直辖，受第一战区(後改为西安绥署)作战管制，成立华北剿匪总部後，邓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之一，仍兼任总司令坐镇榆林。邓自许为儒将，能说善道，并善於纸上谈兵，以其往日与傅作义之渊源关系，及其以往与朱毛勾结之情，为傅作义牵线架桥与共匪和谈，当为最佳之人选。

    至於邓宝珊之突抵北平，究为共匪预为安排，抑为邓因多年失意而乘机毛遂自荐，就不得而知；邓与傅见面後，对局部和谈之事，当然是一拍即合，邓自十八日起每日秘密出城与叶匪剑英为首接治(此际周恩来等在天津西杨柳青之前进指挥所，正督率匪军强攻塘沽)，於此期间最高统帅部令第十三军空运青岛，但甫开始运输时，天坛机场跑道即遭匪pào兵轰击封锁，结果仅运出一个团即告中止。

    二十五日李宗仁、程潜、张轸等，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