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待匪来攻」，其对战争全局言，乃破坏全盘战略构想，其对友军言，乃标准之「隔岸观火」，其对其所统率之数十万大军而言，乃置此数十万生灵之生死於不顾，最後亦仅能由死守而到守死。

    於本会战开始之前，卫立煌一再反对「dú蛇在手，壮士断腕」之东北撤军，乃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於国家民族危难时，更无史可法，文天祥之民族正气，而完全依其个人主义而固执私见。本会战开始後抗命按兵不动，除前述外乃主由於其个人心理作祟，因主力南下锦州後，其本人恐怕於沈阳「唱空城计」，且卫立煌自量不如诸葛亮，而林彪又不是司马懿，最後怕落得城陷被俘，临时开溜又怕落得个丧失名城的罪名。形成卫立煌此种心理，持平而论，当时之国防部实亦难辞其咎：因既令沈阳附近国军举全力南下锦州，便应按原计划主动放弃沈阳，仍留置一部兵力予以固守，亦应令卫立煌亲率主力南下锦州。匪军围攻锦州，林彪乃亲随匪军行动，亲临锦州前线指挥，卫立煌为何不能亲随部队行动及亲临前线行统一指挥本会战。如此卫立煌当不致坚持固守沈阳之下策，因常人之心理多存有求生yù及不平之感，卫立煌乃为常人而并非超人，廖耀湘率主力南下锦州後，令卫立煌坐守沈阳之空城，在卫之心理上乃视为对其不重用并视为是死路一条。

    第三案依当时之实际状况，乃不失为极可行之方案，立案之精神，在表面看来，似乎与最高统帅之意志相左，但在达到作战目的及达成作战任务，实为异途同归。再就「时、空」因素而言，在表面看来，似乎不若第一案之捷近，但在实际上乃「以迂为直」，在无匪情及困难之地形妨碍下，必较第一案早到达锦州；再次以安全原则而论，第三案乃最为安全，在依托以海上後方之状况下作战，不仅可经渤海、空军之最有效支援，万一即有难达锦州解围之目的，所损失者亦不过仅为锦州之两个军，决不致使数十万大军全军尽墨，因大军作战如彻底失败，将对全局立起重大之影响，故统帅大军，切戒赌博xìng之行为。但本第三案亦非尽善尽美，首为「由营口经海运於葫芦岛登陆，再向北攻击解锦州之围」，乃不若於「大、小河口及其间滩头行两栖登陆作战，直拊林匪之背」，则更为积极及具创意；次为当最高统帅已决心采第一案时，即应立部放弃本第三案，并万众一心拼命去执行，而决不应该再有任何争议或坚持，此始为军人武德之最高表现，及革命精神之高度发扬。

    第四案亦即所谓折衷案，实为最庸劣之一案，其与第二案相比较，最多亦不过是半斤八两之分。所谓「进兵彰武，截断围攻锦州之匪後方连络线，间接解锦州之围」，此实令人难以思议：其一，乃我军进兵彰武，一拳打下去都是风，歼灭不了一个匪兵，此与「围魏救赵」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其二为自戡乱战争开始迄今，与匪军已恶战三载有余，而国军首脑部之高级幕僚，尚不知匪军作战系实施「小後方制」，依「面的jiāo通」，行「面的补给」，而根本不要大後方，竟对匪情是加此疏忽，实难思议，战败又复何言：试想彰武距锦州达二百公里以上，匪军作战亦为根本不要大後方，我军攻占彰武，对围攻锦州之匪军即连「隔靴抓痒」之程度均不足，又何能间接解锦州之围；其三，林匪曾说「不怕正面敌人多，就怕背後被敌抄」，其所称之「背後」乃是指其兵力之直後方及小後方而言，故对国防部高级作战幕僚所提之第四案实无法加以解释，唯一之解释，乃主管作战之第三厅长郭汝瑰为多年潜伏之匪谍，次长刘斐後经证实亦为匪谍。至於卫立煌为何同意采第四案，因在卫立煌当时构想中，对最高统帅不能不应付，第四案正是采应付主义，其次乃为分兵一部向彰武进击，若状况不利或沈阳方面情况告急，此等进攻部队之後方有新民之据点为支撑，可迅速向沈阳行安全撤退，依原计划於沈阳固守，故在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