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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崇知道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恢复故国了，忧愤成疾，病倒了。刘崇心情极坏，经常痛哭，渐告不治。北汉乾七年（公元954年）十一月，刘崇死于太原，年整六十岁。刘承钧毫无意外的继位，尊可怜的父亲为世祖神武皇帝，并遣使向契丹告哀。这回不在耶律面前装孙子了，改称儿子，耶律也不客气，常呼刘承钧为儿皇帝。（辈分也太乱了）。

    后史对刘崇的评价非常差，薛居正就不客气的把刘崇骂了一顿：“刘崇以亡国之余，窃伪王之号，多见其不知量也。”从五代传承的角度，北汉确实是“伪朝”，但我们应该多站在失败者的角度看问题，哪怕这只是廉价的同情。

    刘崇这辈子其实也挺不容易，长子被杀，国家被人所夺，刘崇不可能投降郭威，只能选择一条不归路。但一个近六十岁的老者，却要做二十出头小青年的儿子，于情于理实在说不过去。刘崇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如此糟贱自己的人格，契丹人贪图的是厚利，而不是虚名。刘崇每年送给契丹的十万贯钱，不算多，但这已经能买动契丹人。称臣纳贡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何必再出卖人格？人活一辈子，活着图利，死后图名，被后人指着尸骨臭骂，是做人的最大失败，刘崇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是个得不到多少同情的失败者。

    刘承钧和老爹出身市井不同，刘承钧有些文学素质，为人也谦恭，待人也和逊，深得好评。刘承钧知道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对抗周朝这个世仇，也只能全面倒向契丹，在契丹的卵翼下生存。刘家的几位皇帝中，刘知远的军事能力最出色，刘崇能力一般，刘承就更不用说了。

    刘承钧即位后，“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史家评价“境内粗安”。由于刚继位，为了在艰难的形势上顽强生存下来，刘承钧不可能把精力用在“灭周兴汉”上，先恐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最要紧。刘崇和郭威有私仇，但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刘承钧和柴荣根本就没见过面，“国仇家恨”的程度不如刘崇，所以刘承钧最大的愿望就能守住河东，把家业平安的传给儿孙，就已经很知足了。

    刘承钧觉得自己的翅膀比较硬了，便想弄出点属于自己的特色。比如年号，乾年号还是十年前老大伯刘知远定的，没想到这个年号居然有四个皇帝在用，国史上罕见。不过刘承钧早就瞧不上这篇老黄历了，哪年哪月的破旗？就象隔夜馍一般，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换个吧。

    北汉乾十年（公元957年）正月，刘承钧下诏，改汉乾十年为汉天会元年，并大赦天下（其实就河东那块地面）。用卫融为中书侍郎，段常为枢密使，蔚进主掌亲军。段常本名恒，宋朝史家为避宋真宗赵恒名讳，强行为段恒改了名。易恒为常的例子还有一个，汉文帝名刘恒，汉朝人也强行把北岳常州改为恒山，五代楚国学士拓跋恒也因为赵恒的缘故，“改名”拓跋常。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名讳是必须要避的，不然就是不大敬，古人经常改名字，避圣讳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刘承钧这时还没有亲生儿子，只有两个养子，大的叫刘继恩，小的叫刘继元。说到这两位小王爷，来历非常有意思。刘继恩和刘继元同时刘承钧的外甥，但他们同母不同父，刘继恩本姓薛，刘继元本姓何。

    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是个军营小卒，后来被刘知远看上，做了侄女婿，一步青云而上。薛钊平生好酒，经常大醉，有次喝醉了，拔剑朝老婆刘氏就刺。刘氏反应机敏，脱掉外衣逃去。薛钊这时酒也醒了，害怕刘知远和刘崇要拿他开罪，抹了脖子。刘崇见小外孙可怜，便让刘承钧养起来，改名刘继恩。后来刘氏又改嫁给何某，生下一个儿子，没多久何某也死了，刘崇又发善心，再把这个小外孙过给刘承钧做养子，改名刘继元。

    刘承钧让大外甥刘继恩做太原尹，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