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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月月和教授吓坏了，不知怎么办好，便让儿子舒同赶紧去喊虞新河兄弟。虞新河兄弟俩跑过来时，周建国已经清醒了。他躺在地上，脑门正中间，肿起鸡蛋大一个包，模样极其恐怖、狰狞，象传说中的独角兽。

    虞新河脊梁骨直冒冷汗，太玄了，他阵阵后怕。试想，如果不是虞松远这小崽子枪法精准，周建国可能会废掉一只眼，或是废了那个长满红包的大鼻子。

    虞新河和虞新民忙将周建国从地上扶起，一迭声赔礼道歉。回头再找虞松远，早仓皇逃走了，哪里还有人影。

    周建国作为大队革委会一把手，没有与一个七八岁的顽童一般见识。再说，他的动机也不纯，只好自认倒霉。原来想晚上单独来“上课”，只好也暂时作罢。

    周建国推车走后，虞新河还是吓坏了。当天晚上，虞新河祭出家法，让虞新民将虞松远按在凳上，扒开裤子，当着几家人的面，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虞新民举着擀面仗，一下又一下，劈劈啪啪，打在虞松远的屁股上，疼在于月月的心里。到最后，于月月趴在佘文芳怀里，差点心疼得没哭晕过去。

    打完，虞松远屁股已经肿起老高，变成了红红的猴屁股。于月月流着眼泪，一路呜呜哭着，将他抱回自己家里，与教授一起，轮流用热毛巾敷。晚上就让他趴在自己怀里，搂着他睡觉。

    这顿打惨烈了些，整整一周多的时间，虞松远不敢坐，不敢躺着睡，晚上只能趴着睡觉，吃饭都得站着。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于月月便将虞松远视同已出，疼爱不尽，有时她对虞松远的怜爱甚至超过了她的亲生儿子舒同。

    舒同对虞松远比自己受宠，心里老大不爽，长大后还常对虞松远抱怨说，“我是捡来的，你才是我奶奶的亲孙子，我妈妈的亲儿子。”

    教授和陈老师两家成分不好，一个是“四类分子”，一个是“黑五类”。所谓“四类分子”，是那个年代的特有名词，是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统称，是革命的敌人和专政的对象。

    “四类分子”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外出和家里来客人时，必须向村里汇报，还要定期组织政治学习，接受村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运动积极分子的训导，参加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如植树、铲雪、掏粪坑、扫大街、起堆肥等，队里最脏最累的活都安排他们干，运动时经常被游街。

    教授和陈老师两家的房子，与虞新河、虞新民两家靠在一起，鸡犬之声相闻，方便往来照应。位置也好，位于虞家村最南边，位于当年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

    教授家只有三口人，两代寡妇加上只有七岁的幼儿舒同。舒同的爷爷、爸爸都因犯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了，妈妈便带着他和奶奶从苏南下放到苏北农村。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战战兢兢，甚是凄凉。

    教授曾是省城大学知名学者，头上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平时喜欢戴一副老花镜，斯斯文文，轻言曼语。而于月月曾是省城著名的舞蹈家和舞蹈老师，能歌善舞，高兴的时候，会偷偷来上几句苏州评弹、黄梅戏、越剧。举手投足间，一派大城市文化女人的风韵和作派。

    用虞松远的眼光看，于月月是全村最标致、最俊的女人。当然，在于月月和王凤来之前，这项殊荣是属于母亲和小婶的。他和弟弟虞松权始终骄傲地认为，他们的母亲是全村最标致、最好看、最爱干净的女人。

    陈老师是一个不足四十岁的体育老师，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陈老师一只腿瘸得厉害，走路时象波浪一般高低起伏，东倒西歪，摇摆幅度大得惊人，很让人担心不小心就会倒到一边，正不回来。他还有很严重的咳嗽、气喘病，一说话，就要先咳嗽个不停。

    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