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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孩子和他们的笑容,他们再次向我证明,只要全然信奉上帝,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过得快乐。

    这些赤贫的孩子怎么还笑得出来?囚徒怎能欢唱?他们之所以能超越环境,是因为知道某些状况超出他们的理解与控制,因此他们把焦点放在自己可以理解与掌控的事物上。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决定信奉上帝的话语,继续往前走上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移民美国行不通

    我爸妈都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虔诚基督教家庭那个地方现在叫塞尔维亚。因为政党的镇压,他们年轻时就分别跟着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他们的父母都隶属使徒基督教派,信奉不带武器的教条。政党因信仰迫害他们,他们只能秘密聚会。而因为拒绝加入政党,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政党把持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爸爸小时候经常挨饿。

    “二战”后,我爸妈的家族都加入当时成千上万塞尔维亚基督徒的海外移民行动,移民地点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我爸妈的家庭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好让儿孙拥有信仰自由;家族其他成员则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因此我在这些国家也有许多亲戚。

    我的爸妈在墨尔本的某个教会相遇。我妈妈,杜许卡,当时是护校的二年级学生;我爸爸,鲍里斯,则从事管理与会计工作,在正职之外,他后来成为一位带职牧师。在我差不多7岁时,爸妈考量到装设义肢和照顾行动不便的我的医疗需求,决定移民美国。

    我叔叔贝塔胡哲在靠近洛杉矶的阿格拉丘经营营造及物业管理公司,贝塔叔叔常跟我爸爸说,只要爸爸能取得工作签证,他就可以给他一份工作。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塞尔维亚裔基督徒社区,社区里有几个教会,对我父母来说,这里的确很有吸引力。虽然爸爸知道申请工作签证是个冗长的过程,但他还是决定申请,同时我们也举家北迁到昆士兰的布里斯班,因为那里的气候对我比较好除了身体有一堆问题,我还有过敏的毛病。

    差不多在我10岁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移民美国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爸妈认为弟弟亚lún妹妹蜜雪儿和我的年龄应该可以融入美国的学校体系。我们在昆士兰等待爸爸的三年工作签证核发下来,等了18个月,我们终于起程了。

    不幸的是,在加州的生活不算顺利,理由有几个。离开澳大利亚时,我已经开始上六年级,而在洛杉矶郊区的新学校学生很多,他们只能安排我进入高级班,这个班级所上的课程跟正规班不同,而且很难。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但到了美国之后,我得费好大的劲儿去适应学习上的变化。因为学校课程不同,我在加州算是进度落后的,所以追赶得非常辛苦。上了初中,不同的科目还要换不同教室上课,跟澳大利亚不一样,这也增加了我适应上的难度。

    我们搬去跟贝塔叔叔丽塔婶婶和他们的六个小孩一起住,尽管他们在阿格拉丘的房子很大,生活空间还是十分拥挤的。我们打算尽快有个自己的家,不过美国的房价比澳大利亚贵多了。爸爸在贝塔叔叔的公司工作,妈妈则没有继续当护士,因为她并未取得加州的护士执照,而她之所以没去申请,是因为她认为应该花更多时间帮助我们适应新学校和新环境。

    与贝塔叔叔一家人生活三个月之后,爸妈觉得移民美国不大行得通。我在学校过得很辛苦,要安排我的健康保险也有困难,而为了照顾我们,妈妈得当个全职主fù,但加州的生活费用很高,靠爸爸的一份薪水很难过日子。另外,我们也担心可能无法取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有个律师说,我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增加取得居留权的难度,因为怀疑我们家不能应付庞大的医疗支出和照护费用。

    在众多考量之下,在美国仅仅生活了四个月后,爸妈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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