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xìng血中dú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第七部分 投闲置散投闲置散(2)

    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xìng质和思想xìng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