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同伙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擅自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有时竟然蛮横地拒不接受，造成对相当多的一批战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轻判。最令西德政府丢人现眼的是，身为联邦政府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lún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乙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 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怕恶不俊，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jiāo部内，他就安chā、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上下。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国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布于众，西德政府才于1963年夏天将他免职。

    还有一大批从事过活人试验、无痛致死、化学战、细菌战的纳粹战犯，因为拥有教授、专家、学者、博士、研究员等显赫的头衔，二战后仍然在西德各大学执教，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汉斯于尔根占据着教育部部长级官员的高位；威廉海尔米什在基尔学院任教；奥托希勒，维尔纳马凯尔特，汉斯格里姆，莱因哈特霍恩，克劳斯希凯尔特，盖尔哈特门德，弗里茨阿尔特，康拉德梅耶尔，赫尔曼奥宾，保罗里滕布什，诺伊曼，普雷耶尔等人也都在高校任教。

    另一桩案件涉及鲁道夫陶厄，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医学专家。战争期间，陶厄在法兰克福的海军航空材料学校供职。战后初期，有鉴于他的纳粹党员、党卫军成员和冲锋队的身份以及参加另外5 个纳粹组织的不光彩历史，他被‘非纳粹法庭“列人二类战犯的行列。他因此被所在的研究所解雇。但为时不久，他就被法庭改列为第四类纳粹分子，成为所谓”受蒙蔽的追随者。“不久，陶厄即轻轻松松地拿到获准出国定居的证件，以技术移民的身份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他改行到设在菲拉德尔菲亚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工作。从此，再没有纳粹战犯的调查人员上门找他的麻烦，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还是西德方面的。

    其实，就连1963年被任命为西德政府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也是一个政治历史值得打问号的人。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而且于19401945年长期担任纳粹德国外jiāo部负责对外宣传广播的官员，同时还是第三帝国宣传部与外jiāo部之间的联络官。这种姑息纳粹战犯的做法，不但遭到欧洲各个战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而且引起德国进步人士的反对和不满。

    三、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9年以来至80年代末期。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也不甘落后，掀起了一轮缉拿漏网的纳粹战犯的高潮。当时执政的以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支持和推动了这一高潮，法院、检察院系统的进步力量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继法兰克福组织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和哈根市举行索必博灭绝营审判案后，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在斯图加特等地举办了其他主要集中营审判案。

    在这股浪潮中，相当一批漏网多年的纳粹战犯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处。例如，汉堡的路德维希哈恩落人法网。路德维希哈恩在战争期间曾担任纳粹德国保安警察与保安勤务处驻华沙的司令官，军衔为党卫军上校。他是镇压华沙地区抵抗运动和对犹太居民推行“最后解决”的最主要的少数几个刽子手之一。由于他狡诈机警，再加上英军占领当局的蓄意庇护，使他在40年代后半期曾多次逃脱送进法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