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营副看守长期间，先后亲手挑选出 1700 名女因用dú气杀害，并参与策划和指挥了 1943 年 11 月3 日屠杀18000 多名犹太人的惨案。甚至在直接对和平居民进行shè杀的特别行动队内部为数只有几十人的女队员中，也有奥地利女xìng在其中。

    第二节 奥地利战犯长期逍遥法外的社会历史原因

    早在战后初期，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就指出，德国公众对于纳粹的战争罪行也应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对纳粹的所作所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一论断同样并且更加适用于奥地利公众。在“德奥合并”这一大是大非面前，奥地利全国各个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持公开反对的态度，而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其他所有政党全部接受了这个惨痛的现实，而且事后也不曾同纳粹政权进行有力抗争。在希特勒政权统治奥地利的七年内，纳粹党徒的数量从80000 人左右激增到688000人以上，占到总人口的11％以上。这一比重居然与德国纳粹党徒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回正％持平；须知，纳粹党在德国存在了 25 年以上，而纳粹党在奥地利存在的时间却只有不到10年。究其原因，在于希特勒的胡萝卜0 大棒的政策，对奥地利绝大多数居民发生了作用。一方面，固然是法西斯暴政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纳粹德国也给以奥地利人以等同于德国人的公民权，准许奥地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参与对欧洲的掠夺，也许奥地利官兵在被占领国家为非作歹，大肆抢夺。再者，希特勒政权以从被占领国掠夺来的巨额资产作为资本再投资，大肆扩军备战，确实在战争bào发后的若干年内扩大了就业岗位，降低了失业率。这样，从表面上看，从眼前看，奥地利人似乎得到了实惠，满足了虚荣心。因而，纳粹党在同共产党争夺群众的宣传战中一时占了上风，大多数公众对纳粹采取了默许、观望乃至支持的态度。不仅战争期间是这样，战后也是如此。例如，许多居民对被镇压的纳粹战犯持同情态度。女战犯玛丽娅门德尔因罪恶累累，理所当然地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政府在克拉科夫审判中处以绞刑。但她的一些同胞，不知是处于无知或者偏见，却叹息她是一个善良的女xìng，甚至对集中营里的犹太儿童也很疼爱。另一个女战犯赫尔米娜瑞恩，战后潜逃回故乡维也纳。尽管不少邻居对她的罪恶均有不同程度的知晓，却没有一个人到盟军占领当局去举报她，使她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还有一个披着儿科医生外衣的战犯玛丽安娜裘尔克，她亲手用注shèdú针的手法，残酷杀害了数十名精神病患儿，实属罪大恶极；然而奥地利法院只判处她10年监禁，并且服刑仅2 年即提前释放。在恶名昭著的T 4 护士中，也不乏奥地利女xìng。裘尔克的同伙和下属安娜卡岑卡就是一例。她接受伊林院长、海因茨和裘尔克两位医生的指令以及自行做主而通过注shèdúyào杀死的重病儿童几达30人。正因为如此，一向以袒护纳粹战犯闻名的奥地利人民法庭，也不得不判处她8 年监禁。前任奥地利总统瓦尔德海姆，明明在二战期间，作为纳粹德军的情报军官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理应深刻悔悟。但大批国人却以争国权，不受外侮为名，对其百般庇护。直至90年代，才有些有识之士断然站出来，呼吁奥地利应对战争罪行负责，应向欧洲被占领国和犹太人认罪并予以赔偿。

    大批奥地利人对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不能客观评价，其原因当然不仅仅限于第三帝国时期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悠久的封建历史传统，以及美英等国别有用心的庇护。奥地利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国家，却同法国、英国、荷兰等西方民主制度较发达的国家有着重大区别，其民主制度发育甚晚。自962 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直止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