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合，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创造条件。南下第二支队（相当于一个旅）下辖两个大队，另有中央第五、第九干部队同行。原三五九旅参谋长刘转连(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司令员，晏福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政委。南下二支队出发前，máo zé dōng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林伯渠、任弼时、贺龙等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接见了营以上干部。我当时担任二支队教导营营长，张有法任营政委。教导营辖两个队，每队100多人。全营有轻机qiāng两挺，步qiāng130多支，三分之一的人没有qiāng，仅发几颗手榴弹，武器装备较差。教导营的任务是负责保卫两个干部队的安全。干部队由团、师、军级干部组成，还带有部分家属。部队准备南下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小事。时任三五九旅组织科长的李大同，得知旅下属独立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为此，他召集各基层单位的领导开会，要大家坦白，上缴小金库，还下令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进行搜身检查。这件事引起大家的极度反感。虽然下属单位大都经营过一些小规模的商业，但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都不是直接经营者，有怀疑可以查账。特别是在出发前夕，面对即将奔赴前线、出生入死的战友，却令组织干事进行搜身检查，这让大家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李大同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人作风朴素、踏实，能吃苦耐劳，还一度被评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模范。不过，他当时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工作方式，实在欠妥。

    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东关机场，为南下二支队召开欢送大会。会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都讲了话。欢送会后，南下二支队就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东渡黄河，经山西，再过黄河，向南挺进。

    7月1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到达山西平遥城北，准备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从同蒲铁路平遥东北的东游驾、白家庄地区通过铁路。敌人在这一段铁路的防备力量较弱，我们的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部队通过。支队安排一大队一营，利用夜暗，拂晓前秘密通过铁路，占领铁路对面高地，掩护支队通过封锁线。二、三营、教导营断后。

    当夜，一营顺利越过了同蒲铁路，到达铁路东面指定地点，掩护大部队通过铁路。天亮以后，其余部队陆续穿越铁路。下午一时许，二大队刚刚脱离铁路不久，日军得到消息，乘铁甲车分别由平遥和太谷两地，沿铁路线飞驰而来。另有日军骑兵、步兵三四千人随后跟进。敌人的轻重机qiāng和小钢pào一起开火，封锁道路，将四大队的二、三营、教导营和干部队几十名尚未通过封锁线的部分领导截留在铁路西侧。

    我们就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指挥部队，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与敌人周旋了几个小时，到下午三点左右，由于敌人增兵不断，火力太猛，部队无法通过，司令员刘转连果断地命令部队向西撤退，摆脱敌人，等天黑后再过铁路。

    因当时各部队正与敌人激战，同支队部（旅部）失掉联络，我们教导营和干部队的一部分（约三十多名领导同志）未能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这时日军发现我们这部分战斗力不强，行动缓慢，就组织骑兵、步兵数百人，向我们追来，企图吃掉我们，情况十分危急。干部队有的同志已经开始烧毁文件资料，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作为教导营营长，我是这几百人的最高指挥员，感到肩上的担子特别重。特别是这批尚未脱险的干部队成员大都是党政军高中级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必须保障他们的绝对安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同政委张有法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带一个排保护干部队成员先向西撤，我带五个排以排为单位，互相配合，jiāo互撤退，掩护干部队撤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