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学生不大尊重，对我的批评也不服气，甚至当面嘲笑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拿了鸡毛当令箭。我违反条例，你抓我典型，撤我职好了。我还不干了。"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他的话很恼火。副政委于丁得知情况后劝我不要激动，要正确处理老红军在刚刚执行条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的现象。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还是忍不住，特意向政委肖头生反映此事，并表示如不处理，自己今后很难工作，其间也难免说了一些气话。不曾想政委为此事特意打电话向王震报告。刚好当时中央有一个文件，要求各单位充分信任、支持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王震是火bào脾气，听了政委的报告后当即表示："吴进清不听招呼，就撤了。"后来，还真撤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当时在旅里反响很大，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新老干部的团结。事后回想起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将他撤职，我总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如果当时我能够冷静地同他讲道理，做些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解放后，吴进清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一度担任湖南省某厅的副厅长。我刚好也在湖南工作，就再一次当面向他道歉。

    在三五九旅工作期间，我接触较多的旅领导主要是刘转连和王恩茂，他们都是我很敬佩的老上级。平时和王震旅长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他是工人出身，脾气急躁，对干部严厉。他很重视教导营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始终是支持和鼓励的。记得有一天，参谋长刘转连带我去延安向叶剑英汇报三五九旅的训练工作。那天刚好王震有事到晚了，只听了我汇报的后一部分，没有听全，他对我汇报的内容非常感兴趣。他当时还兼任延安警备司令，第二天就把我叫到延安警备司令部，详细了解了教导营的训练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王震作战勇敢，打起仗来不要命，负过八次伤。表面上看他是个粗人，但他在政治上很坚定，长征时紧跟毛主席，对党中央绝对忠诚，对待革命工作更是一丝不苟。

    "文革"期间我驻军湖南，他下放到江西。我就将他接到湖南长沙。最初他还感到为难，怕给我添麻烦，对我说："我住在长沙不合适吧。"我就向他表示："这有什么不合适。您是老首长，什么也别管。别人爱说什么就说好了，您只管放心地住下。"王震是湖南浏阳人，当时他老母亲还健在，住在老家乡下，我就将他母亲接来，安排他们住在一栋独立的小楼里。尽管当时他没有任何职务，但也闲不住，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后也总是毫不客气地提批评。记得1968年，一次他到农村搞调查。当时公社社员只管挣工分，耗时间，种田不积极。王震发现社员chā秧不符合要求，非常生气，就立即挽起裤腿，下田示范，还找到生产队长批评一顿。还有一次，他到湖南农学院视察。以前他曾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水稻、谷物和蔬菜良种jiāo农学院培育。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批良种不仅没有培育，还在派系斗争中被糟蹋了，立刻火冒三丈，马上叫人集合全院职工，包括造反派开会，把他们大骂一顿："你们这群败家子。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良种，你们竟然如此糟蹋。天天喊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难道自己不吃不喝，革自己的命吗？这样革命可不成，今后一定要抓生产，搞科学。"我当时还很担心，生怕这帮造反派们起来闹事。但这群人被骂了一顿后也没人闹事。事后，我想主要还是王震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直、真诚和无私感动了大家。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发现问题，敢于提出批评。以后，王震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始终支持邓小平。我在教导营整整工作了五年。这五年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段难得的教育经历。它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工作方式、方法，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和收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老红军、老干部有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