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一年要缴纳一定的田税。完粮的凭证就是地契，所以农民都将地契看作是命根子。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总是小心谨慎地收藏着家里的地契，将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再藏到小偷找不着而又不易受潮的地方。家里地多的人一般都是自己上县城完粮，记得我家每年都是由朱老舅去。地少的贫困人家则由村长代收代缴。当时同村的居民大多能和睦相处，地主和穷人之间，表面上也过得去。但不同村落或家族之间经常因争夺土地、水源发生冲突，双方纠集几十甚至上百人，带着梭镖、大刀、棍棒等混战一场，有时把一方打败了或经人调停劝解，双方就散了。如果失手打死了人，往往会发生更大的争斗，还要到官府打官司。我就见过两场大的械斗，一场是我们关家店关家和谷家不知何因发生械斗，双方都集聚了很多人，打了一阵没出大事，也就散了。另一场是我随四爷在张家读书时，张家老四同姬家争抢农田用水，打群架时被对方失手打死。后来姬家赔了钱，凶手坐了牢才算了事。这种矛盾一直延续着，有时会影响几代人。各宗族新的继承人首要任务就是宣誓继承前辈的遗嘱，祖上的遗书常常记录着本族的仇人为某某，对仇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报仇雪恨。它往往成为继任者终生的誓言。

    在我上中学以前，guó mín dǎng尚未统一中国，家乡驻防的全都是北洋军阀的军队，有些军阀部队其实就是收编的土匪，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当时在我家乡一带驻防的主要是任应歧的部队，他原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第十师师长。1927年初，当北伐军准备进军河南时，任应歧阵前倒戈，转眼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此后仍驻防潢川一带。他的一名部下戴民权就驻扎在息县县城。戴的部队就是土匪改编的。那时的农家子弟是不肯当兵的，正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因此，戴部招收的士兵大都是无业游民和地痞无赖，纪律非常差。当时老百姓就怕过兵，军阀部队路过的时候那真是鸡犬不留，当兵的一进村是见猪杀猪，见鸡捉鸡，所有吃的是一扫而空。如果不逃，年轻的姑娘就会遭到jiānyín，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会被捉去当夫役。我小的时候，就经常随大人到河对岸二姨家躲避。

    除了军阀部队的横征暴敛外，时常还有小股土匪打家劫舍，散兵游勇勒索，逼得民不聊生，于是河南的农民开始纷纷组织红qiāng会，抗暴抗捐。红qiāng会完全是农民的自发组织，最初的称号有好多，如大刀会、扇子会、黄qiāng会等，我们镇上的红qiāng会就叫太极道。它没有明确的纲领，主要就是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红qiāng会最初是由一个一个的村子单独发展起来的。开始时相当分散，大都是先由村里习武的年轻农民组成，每村有一个武教头。后来几个村子合起来选一个大头目，慢慢地发展成几万人的规模。整个息县较大的村庄都设有红qiāng会堂，是它的基层组织。每堂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会众在会首的主持下，习武练功，演习战法，遇事得服从调遣，拼命冲杀，不当孬种。为了鼓舞士气，红qiāng会还表演所谓的刀qiāng不入。他们用的qiāng都是土造的，子弹也是自制的，最多不过就打百十米。会首事先做好试验，掌握好距离，令一排会众向另一排距离合适的会众瞄准shè击。子弹shè到身体时，早已失去了力量，四周的村民看了真是惊讶不已。我看了以后也是深信不疑，真以为他们可以刀qiāng不入呢。我们县的红qiāng会兴起于1923年，以后慢慢地组织起来，自发地抗捐抗税。

    此外，各村的红qiāng会还安排夜间打更放哨，防匪防盗，起到了一定的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1926、1927年间，息县的红qiāng会曾两次组织几万会众围攻县城。我的一个堂兄刚结婚两三个月，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