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改草方面，与历代执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义利观，中，首次不避讳的提出，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的公利观。要求各级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则，利即是义”如果仅仅为了个人虚名而不为国家创造财富，即是不义。

    在这种思想的搏导下。高拱认为生财是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谈》三事，终于厚生。，所以理财乃王政之要务也！

    这不仅仅是对宋明理学的非功利主义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号召各级官府，注意经济生活方面的实际学问，为隆庆朝的经济复苏和财政缓解做实际的工作。

    那具体又是如何去做呢？

    与历代统治者一想到生财，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认为若想生财，不能只靠压榨姓以聚敛钱财，而是应当，开财之源，和，节财之流，。

    先说节流，高拱认为有“节用，和“储蓄，组成。所谓，节用”就是朝廷将每年所入算计了，才去支用。凡无益的兴作，无名的赏赐，不经的用度，都减省了。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百姓负担，还能将这些节省下来的费用，及时用于救灾和军费。

    至于“储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国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种方法进行储蓄，国家每年的收入应该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将每年收入均分为四，消费支出占四分之三，节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储蓄。这样累计储蓄三年，就可以达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

    顺此类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结余，这样即使1年不顺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备无患，可恃不恐。

    那又该怎样“开财之源，呢？高拱除了传统的兴修水利，限制兼并，还耕于民之外，还给予工商业和金融业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虽然自成化以来，便有不少重视商业的呼声，然而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上，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践经济政策的，是高拱。他认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给予其重视是应该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不能忽视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在高拱看来，农业才是立国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劳作，国家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农思想之上产生的，他看到了农商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商业自古以来就是互通有无的一个行业，如果农业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却没有商人这个中介将农产品投放到市场中，那么农民就不会获得利益”丰年便与灾年无异：如果适逢灾年，也可以通过商人，将别处的粮食贩运过来，农民用丰年时的获利购买。这样看来农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发展工商业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带动农业的发展。

    至手如何发展工商业”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请求皇帝草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滥加盘录，任意压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点之费，不得刁难欺压商人。对于和商人进行买卖，朝廷应当按物估价”以市场价格收购，且不得拖欠货款，即使一时库中乏银”也应当从他处挪移，以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下诏各衙门”备查先朝官民如何两便，其法安在，提请而行。

    当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实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对于东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场主，他并没有给出评价，也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具体的财政改草，由张居正操刀，其实嘉靖末年执掌户部起，他就一直在着力推行中，只是因为其法被徐阶、葛守礼、赵贞吉这些当权老臣视为冒进，处处加以阻挠，所以举步维艰。但是数年下来，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进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草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盘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