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弱势状态。发展到今天，竟有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向自己的老师们提出疑问：“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们目前所耗精力所学的一切，对于校园外那个熙熙攘攘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用？”这些问话的悲剧xìng在于，问话者根本就不了解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本质区别：技术xìng、工具xìng教育培养人的谋生技能，而人文德xìng作为本体价值从来就无法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中国人文科学那种令人揪心的困境，于此可以感知一二。尤其是想到这一问题竟源出曾哺育了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顾炎武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巨孽的古老中国，那种令人震颤的揪心感更是使人灵魂不得安宁。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他们的学者已注意到人文精神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xìng支撑，新制度经济学就体现了信仰体系的经济制度意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理论中，摆脱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单一人xìng观，而注意到人xìng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认为人文意义教化依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有不可或缺的职能功用，从社会总成本核算角度提到了“意识形态的知识型倡导者的报酬体制”。而我们这个国度，可以每年花200个亿的公款去洗桑拿浴，可以花近2000个亿的公款去吃喝玩乐，却只能拿出1000万来作为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科学这种外在的困境反过来又影响师资队伍水平和生源质量，从而导致中国现在出现了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知识贫乏者。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更使当代学者的气度和功力受到影响，以至于1996年出了这么一本对中国及世界历史及现状缺乏常识理解、令中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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