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结构失衡。主要集中在工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jiāo通运输业和市政基础设施发展不够。

    城市化滞后是中国非典型化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缺陷，它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首先，城市化滞后使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改革以前，中国重工业超前发展和城乡隔绝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十分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1985年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使二元经济矛盾又进一步拉大。

    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比重不断下降的农业上，导致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对29个省、市、启治区6.7万户农户的抽样调查，199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人为838.4元，增长33.696；而城市职工人均工资xìng收入增长38％（据说有瞒报的可能），高出5个百分点。另外，1994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731.2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2422.1元，收入之比为1.95：1，比上年的1.78：1有所扩大，两者的差距由上年的1441元增至2309元。这表明，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

    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农业劳动力就地分散转移，既不稳定也不经济。我国农民一直存在从农业部门向比较利益较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强烈冲动，然而由于城乡隔绝体制的限制，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实行就地转移，半径不大。农民既不将非农产业看作自己的长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农业也不给农民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工业被迫就地发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难以进入现代化工业层次。到后来，这一问题是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缓，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滞后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要依托于人口、工业相对密集的区域，这样才能发挥其服务功徙的规模效益。由于城市化滞后使人口和工业分布过度分散，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大大延缓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都大大偏离反映世界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标准结构，由此把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村劳动力大转移民工潮本节对延续10多年的民工潮进行了历史回顾，特别指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下，中国社会的根本xìng难题：如何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中国4.2亿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6亿剩余劳动力，预计90年代中后期乡村劳动力年平均增长2.07％，而乡镇企业自改革以来，平均每年吸纳570万人，即便是在最高的1994年，乡镇企业也还只能吸纳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的26.6％。在此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到城市中寻求出路，这就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原动力。各种传媒将此现象称之为“民工潮”。

    “民工潮”的涌现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必然产物。简言之，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民工潮”的社会效应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社会各界讨论得很多，基本上都承认有正负两方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