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guó mín dǎng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máo zé dōng，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yù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guó mín dǎng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máo zé dōng、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bào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