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的

    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

    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

    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

    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

    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

    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

    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

    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

    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

    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

    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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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

    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

    《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

    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

    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

    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

    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表现，曾径函陈独秀，对他加以推崇，欢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义。

    这样陈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陈先生当时虽有不少的追随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倾空谈家，

    并非实际行动的能手，他们之间还分成许多小的派系，即以陈先生的声望，也未能挽回托派

    的颓势，所以他们在中国终于没有甚么成就。

    李立三顺利的解决了“陈独秀的反党事件”，似乎更为意气风发了。但他与共产国际驻中

    国代表之间的jiāo恶，也随着展开。一九二九年夏季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是德籍两个著名

    的右倾调和派领袖爱维尔特和黑克尔特，他们因反对德共书记泰尔曼的领导，被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