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

    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

    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

    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

    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

    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

    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guó mín dǎng时代，

    又有为guó mín dǎng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

    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guó mín dǎng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

    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

    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

    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guó mín dǎng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

    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guó mín dǎng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guó mín dǎng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

    子。那时，这些纯guó mín dǎng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

    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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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pào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

    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

    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

    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

    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