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也记载汪

    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guó mín dǎng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guó mín dǎng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

    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

    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guó mín dǎng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

    退出guó mín dǎng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guó mín dǎng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guó mín dǎng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guó mín dǎng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xìng，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guó mín dǎng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guó mín dǎng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xìng，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guó mín dǎng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

    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guó mín dǎng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