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苦难之中；

    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

    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guó mín dǎng发生根本的震dàng。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

    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

    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

    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jiāo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

    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

    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

    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

    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

    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xìng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guó mín dǎng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

    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

    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

    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

    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

    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

    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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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政策以敷衍东jiāo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

    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

    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绝症。一般guó mín dǎng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

    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