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

    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

    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

    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

    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

    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

    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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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jiāo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

    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cāo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

    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

    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

    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jiāo。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xìng，工人们找他问

    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yào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

    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

    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

    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

    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

    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

    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