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xìng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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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guó mín dǎng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máo zé dōng，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yù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