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

    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

    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

    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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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

    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

    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

    他。

    máo zé dōng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

    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

    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

    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

    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

    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

    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xìng。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

    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

    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guó mín dǎng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

    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

    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

    区域，máo zé dōng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

    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guó mín dǎng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

    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