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guó mín dǎng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

    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

    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

    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máo zé dōng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

    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xìng的行动，他们的背

    后也没有人指使和cāo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

    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

    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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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

    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

    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

    下去。

    máo zé dōng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

    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

    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

    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

    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

    斗争的手段又是违fǎn gòng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

    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

    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

    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

    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

    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

    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