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

    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倾，这班

    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

    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

    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迳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

    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xìng，不敢作过高的期望。

    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

    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们算。我在瞿秋白

    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向外

    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

    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

    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奥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

    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

    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fǎn gòng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

    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

    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

    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

    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

    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

    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

    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

    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

    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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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

    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

    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

    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