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

    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

    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

    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

    南昌bào dòng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

    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

    的发动bào dòng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

    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

    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

    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bào dòng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guó mín dǎng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bào dòng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

    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

    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

    示，去坚决领导南昌bào dòng，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bào dòng。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

    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129／185

    ----------------------- Page 281-----------------------

    《我的回忆》第二册

    昌bào dòng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