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

    互相磨擦的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

    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jiāo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jiāo

    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

    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

    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

    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

    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jiāo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

    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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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

    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因无法立

    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

    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

    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

    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

    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

    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

    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fù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

    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jiāo

    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

    物的